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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殿宫区在紫禁城东路，东华门内，金水河自太和门广场蜿蜒而来，流向东北，进入文华殿区，化作文渊阁前的一泓水池，又转向东南，从城墙下汇入护城河。宫区的前店即文华殿，南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因为是太子宫，根据五行原则，东方属木，阳气始生，在四季中对应春天，卦象为震，合乎《易经》中“帝出乎震”的说法，因此将太子宫安置在宫殿东路，东方之神为青龙，青春青春，春是青色的，因此明代文华殿覆盖着青色琉璃瓦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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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他们从课本里，是否读到过张载的《安石榴赋》：“仰青春以启萌，晞朱夏以发采。”青春如斯，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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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更厉害，他四岁就成名了，那时的他，满腹经纶，能写尺幅大字，成为大明王朝举国皆知的神童。景泰帝朱祁钰不信，把他召入紫禁城，亲自考验一番。他或许是紫禁城历史上受到皇帝邀请的年龄最小的嘉宾了。李东阳人小脚短，跨不过门槛。景泰帝见状，脱口道：“神童脚短。”李东阳立刻奶声奶气地回道：“天子门高。”那时景泰帝正在用膳，吃螃蟹，随口又出一上联：“螃蟹浑身甲胄。”李东阳从容对道：“蜘蛛满腹经纶。”皇帝说：“这个孩子将来会当宰相。”李东阳十八岁中进士，打破了大明王朝进士及第的最年轻记录，而且如景泰帝所预言的，在朱祐樘当皇帝的时期，李东阳入阁，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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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朱厚照八岁，终于开始在文华殿“出阁讲学”。由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共同组成教育班子，三月初一正式授课。课程安排如下：
一、习字。春夏秋月每日写一百，冬月每日写五十，笔法点画，务要端楷。
二、每日午膳后，从容游息，或习骑射。
三、每日夜读本日所授书，各十数遍，至熟而只止。
四、凡读书三日后一温，须背诵成熟。遇温书之日，免授新书。讲官通讲，须晓大义。
五、每日授书，起止预先一日，校书官开写帖子进呈。
六、凡遇朔望及大风、雪雨、隆寒、盛暑暂停讲读、写字。
七、每日合用侍班官二员，讲读四员，侍书官一员，校书官一员。
所幸，朱厚照继承了父亲勤恳好学的基因，学习成绩优异，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明史》说他：“性聪颖，好骑射”，“前天讲官所授之书，次日便能掩卷背诵”。数月之间，已将宫廷内烦琐的礼节了然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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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是天的儿子，除了天能管他，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管得了他。相反，他的手里掌握着对别人的生杀大权，不受限制的权力，会让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黄宗羲说，皇权是极丑陋的事物，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这种邪恶更会趋于无可救药。
儒家学说固然劝人向善，它为人们设定了一个道德的高点，劝人去争取，但那只是劝，而不是法，人们对它只有敬，而没有畏，由于目标过于高远，敬的结果，却是敬而远之，像正德帝，不愿被儒家的理论模型塑造成一个正确的傻瓜，而宁愿选择玩世不恭的“自由”。（当然他也算不上反礼教的进步青年，因为他所谓的“反叛”并非确立独立人格，而只是向本能的深渊坠落。）皇权不受监督、管束，使皇权之恶如脱缰野马，无法收拾，这是儒家学说的薄弱之处，使儒家尊崇的忠君思想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也把明朝那一般尊奉儒家信条的文臣名士推向尴尬境地（最多只能“死谏”）。在拥有绝对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皇帝面前，来自儒家的规劝，必定会一泻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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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一切的正义，都将得到表彰（哪怕是在后世），所有的奸佞，都逃不过鞭挞。中国人不喜欢悲剧，而是偏爱“大团圆”的结局，不是因为浅薄，而是因为中国人相信世界终究是公正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圆满”即使不存在于现世也一定存在于未来。而历史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对过往人、事的评价与追思，更在于它对当下人物进行警示、鞭策，从而对现实或多或少地有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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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礽十四岁起到文华殿“出阁讲学”，由皇帝钦点的讲官进讲。我在《故宫的隐秘角落》里写：每天寅时，也就是凌晨四五点钟，小胤礽就要揉着眼睛，从被窝里艰难地爬起来，洗漱之后，在卯时——也就是五点到七点，伏案诵读《礼记》，讽咏不停。
康熙叮嘱，“书必背足一百二十遍”，背足数后，令汉文师傅汤斌靠近案前，听他背书，待他一字不错，就用朱笔再给他划下面一段，把书奉还到他手中，在一旁默然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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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早膳，还有漫长的一天需要他熬过。这一天中，要朗读、背诵、写字、疏讲，还要骑马、射箭，几乎是按照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严格要求的，皇帝本人有时一天几次前来检查、考试。放学时，暮色已经笼罩整个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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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始）每天早上寅时，也就是三点到五点，小皇子们就会被太监们叫起来，爬出被窝，奔向上书房。曾任军机处章京的清朝著名史家赵翼回忆，他在朝廷担任内值时，每逢早班，五鼓响过，他就要入宫。那时的宫殿，四下漆黑，风呼呼地响着，朝廷百官还没有来，只有内府的供役，像深水里的鱼，一闪而过。那时的他，残睡未醒，倚在柱子上，闭上眼睛小睡片刻，此时，已有一盏白纱灯，在黑暗中，缓缓飘入隆宗门，那是皇子在朝上书房走了。他感叹说，像吾辈这样以陪伴皇子读书为生的人，尚且不能忍受如此早起，而这些金玉一般的皇子，竟然每天都要如此。他感叹：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道光皇帝即位后说：朕在上书房三十余年，无日不与诗书相砥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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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皇帝，整体上比明朝的皇帝更加勤勉，没有人像正德那样公然沉湎于豹房，也没有出现过嘉靖、万历那样数十年不上朝的皇帝。嘉庆不能说没有能力，他刚刚亲政就除掉了和珅，比起当年康熙除鳌拜更加风轻云淡，每逢出巡遇百姓拦轿喊冤，他都会下轿仔细问询；道光也是坚苦朴素的皇帝，早点舍不得享用御膳，叫太监到东华门外面买一点，自己吃一份，给母亲一份，不知这是否紫禁城最早的外卖生意？
纵然他们谨守着儒家先贤的教诲，养心正德，但他们依旧不能阻挡他们的王朝走入下行曲线。原因之一，是他们大都成长于深宫，接受的都是书本知识，没有社会经验，不懂民生之艰，而他们身边的官员、太监，却不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老油条”（当然也不乏朱珪这样的忠直耿介之臣），糊弄起皇帝，易如反掌。
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皇室的教育制度，只能把他们塑造成守成者，而很难把他们变成改革者、创新者。他们是王朝事业的继承者，因此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以免把祖上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上。
有学者说：“他（嘉庆皇帝）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
其实，他即使想改，也不知道怎样改，朝哪里改。他所接受的教育里，没有改革这一课。“刻板的儒学教育如此成功地塑造了他，使他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只会按照固定的模式去思考和处理，他的思维创造力早已经处于抑制状态，直觉能力和想象力已经大大衰退，连前往木兰围场围猎，时间、地点都与先祖们完全一致，决不改动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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