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贾流风与汉唐湖南学术

第一章屈贾流风与汉唐湖南学术

湖南历史悠久，在湖南道县玉蟾岩曾出土四粒稻谷，说明湖南地域在旧石器时代便有人类活动。以后一直到春秋时期，湖南为远古越人、三苗人、濮人和楚人的活动地区。西周时期为楚国南部，属于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期成为楚国属地。秦统一六国之后，实行郡县制，在现湖南地区设置了黔中郡、长沙郡。

刘、项灭秦之后，经过短暂的楚汉战争，刘邦取得了胜利，西汉建立。西汉施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与封国并行。湖南境内设有桂阳郡、零陵郡、武陵郡和长沙国。王莽新朝曾废长沙国改立长沙郡，武陵郡改建平郡，零陵郡改九疑郡，桂阳郡改南平郡。东汉时恢复原郡名，但长沙不再立国而保留长沙郡。

汉末三国时期，湖南地区为蜀汉和东吴逐鹿之所，零陵、武陵郡属蜀，长沙、桂阳郡属吴。后零陵、武陵郡归入东吴版图，并增置南郡、临贺郡、衡阳郡、湘东郡、天门郡、昭陵郡六郡。

司马代曹，随后相继灭蜀、灭吴，西晋建立，天下复归一统，湖南分属荆州、广州。但西晋建立不久，便爆发了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给予初建不久的中原王朝极大的打击，由此导致聚居在西晋北方的少数民族乘势而起，开始了五胡乱华的时代。

公元317年，西晋覆灭，司马南迁，东晋偏安江左，得以苟延残喘，时湖南分属荆州、湘州和江州。东晋灭亡之后，南朝宋、齐和梁前期，湖南分属湘州、郢州和荆州。陈朝时湖南分属荆州、沅州、湘州。

公元589年，隋文帝派杨广率五十万大军分九路伐陈，陈亡，至此湖南结束了长期与中原相脱离的历史，重新回到了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由于隋炀帝杨广的荒淫暴敛和连年的对外战争，使隋文帝创立的政权仅存三十年就被唐王朝所替代。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分天下诸州为十道。湖南所在州、县主要隶属江南西道。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进入了由盛而衰的动乱时期。为了讨伐叛乱，朝廷扩大地方官的军政大权，于是观察使、节度使乘机并起，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唐代宗广德二年（764），置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简称湖南观察使，驻衡州，管领衡、潭、邵、永、道五州。正式有“湖南”之名由此开始。

五代时期，起自河南、江西的马殷进入湖南，以潭州为都城建立楚国。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南唐取长沙，楚国亡，湖南军阀主政。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宋军取湖南，结束了湖南的割据独立局面。

湖南境内东南西三面环山，东为幕阜、罗霄山脉，西为武陵、雪峰山脉，南有五岭山脉。中部地区丘陵与河谷盆地相间。相对闭塞的地势，悠久的历史，使得湖南与中原及沿海迥异，具有鲜明的区域文明的特点，并由此缔造了绵延至今的湘学。

第一节屈贾辞赋的学术内核

民国湖南耆宿王闿运去世时，湘士熊希龄曾撰有一副传诵一时的挽联，上联写的是：

楚学离中原而独行，读湘绮全书，直接三闾大夫、船山遗老。

这句话将“楚学”、“湘绮全书”、“三闾”、“船山”混而论之，玩其语意，当然不是指向文学而是更多地指向学术。熊希龄从王闿运出发，提纲挈领，一语中的，高度概括了湖南学术的历史渊源，既明确指出湖南学术有别于中原文明，又明白指出屈原是湖南学术的直接源头。

朱汉民先生认为，湖湘文化或者湘学有两个重要源头，其一是中原儒文化的逐渐南移，构成了湘学重要的价值内核。其一则可以追溯到荆楚文化以及贬谪湖湘之地的流寓学者的源头，这些人对自然宇宙的无穷想象、对自然之道的不懈追求，构成了湖湘学术重要的思想源头。而最先贬谪、流寓湖湘的著名文人便是屈原、贾谊。其中尤其是屈原，不仅在湖湘的群山川泽中，创作了传诵千古的名篇，最终也怀沙自沉于汨罗，与湖湘大地融为一体，成为了湖湘文化的奠基者。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据学术界大致意见，为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祖先和楚王的祖先一样，开始也姓芈，后来改姓熊；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封于楚，遂居丹阳。约公元前7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做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姓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此职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事务的官员。

屈原精通历史、文学与神话，洞悉各国形势和治世之道。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说他“博闻强志”，“娴于辞令”。二十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曾是楚国兼管内政外交的重要官员，极得怀王信任。但他后来招来了楚国贵族大臣们的反对和嫉妒，昏聩的楚怀王听信谗言，渐渐疏远了屈原。前305年，屈原因反对与秦国订盟，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顷襄王六年（前293），子兰指使靳尚到顷襄王面前进谗，使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荒僻地区，此后便一直活动于沅湘一带，这里当时属于楚国南境，亦称南楚。顷襄王二十八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自感报国无望又痛心宗国将亡，遂离开溆浦，在写下绝笔之作《怀沙》之后，于汨罗江投水而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屈原是位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被刘勰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一篇，《天问》一篇，《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夫》各一篇。据《史记·屈原列传》，还有《招魂》一篇。这些作品中出现大量湖湘风物、地名、方言，应该多数是在流寓湖南时所作。

朱熹《楚辞集注》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屈原的作品大多抒发爱国思乡之情，表达了对宗国家乡的依恋和思慕，充满了忠君爱国的高尚情操。屈原的这种执著理想，经邦济世，报效宗国，忧国思乡的情怀，被后来的湖湘学人和士子所继承，成为绵延不绝的湖南文化和学术的重要精神内核。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屈原的著名诗篇《天问》。在《天问》中，屈原对于自然、天地、历史、社会提出了一百多个充满怀疑和求索精神的质问，这些质问，体现了求索天道真理的精神。如：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从屈原的这些疑问中可以看出，他的心中充满了对宇宙起源、自然法则、天地变化、人文精神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怀疑和思考，这些疑问和深思，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屈原对于天道真理的精神追求，以及希望获得天道启示的渴望。像这样有深邃学术内涵的诗篇是以前及同时代的其他地方的诗歌所未曾有过的。明朝湘学巨擘王夫之深感屈原对天道的追求和领悟，他对此做出解释时说：

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楚辞通释·序例》）

以上皆问天地幽明之故。原好学深思，得其所以然，为吉凶顺逆之原本，而为习而不察者诘，使察识而不自锢于昏昏之内也。……冲气以为本，阴阳以为化，天道人事尽于此也。（《楚辞通释·天问》）

对此，朱汉民做了很中肯的解读：“王夫之认为屈原已经获得了对天道的感悟，他只是在以昭著的天道以启迪人间，他还说：‘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地之昭著，故举天下之不测不爽者，以问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篇内言虽旁礴，而要归之旨，则以有道而兴，无道而丧。在屈原的《天问》中，已经包含着对道的理性精神。这一点，恰恰深刻地影响了包括王夫之在内的湘学传人。”屈原的这种对天道的执着精神，是与中原地区“天道远，人道迩”的儒家文化大异其趣的，应该说与三代及远古时期的宗教观念、神话传说，更是与楚文化的原始崇拜、巫术、神话等精神有着重要的渊源联系。春秋战国时期，湖南为楚地，深受楚国文化的各种各样鬼神、神话、巫蛊之术的观念和习俗的影响，也使人对天地充满了求索精神，对自然构成丰富的想象，形成对宇宙起源、天地诞生的求索精神，并逐渐形成了探索求知的湖南文化和学术内核。屈原所写的辞赋，大多都体现出这种由楚文化的神话想象、宗教情愫到对天地的上下求索，对宇宙的理性思考的演进；只不过，这种学术精神较为明显地体现在《天问》之中而已。

稍晚于屈原的西汉著名学者贾谊，也是湘学的重要思想源头。

贾谊（约公元前200—前168），世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贾谊年少即以善诗属文著称当世。后见用于文帝，升任太中大夫，力主改革汉初分封制度，遭到当朝权贵周勃、灌婴等反对，外放任长沙王太傅，改任梁怀王太傅。后梁怀王堕马而死，贾谊深感自己失责，抑郁忧愤而死，年仅三十三岁。贾谊的主要成就是政论文，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说，贾谊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谊所著文章五十余篇，刘向编为《新书》十卷，《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七篇，明人沈颉、李空同、陆良弼等辑有《贾长沙集》。贾谊生平事迹最早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谊初到湖南，过湘江时曾写有《吊屈原赋》，开头便将自己与屈原相提并列，把二人相似的人生悲剧凸显在读者面前，“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贾谊在赋中，写出了中国文人士子面对人生困境时候忠君爱国、九死不悔的普遍选择，表达了绝不向困难、邪恶低头的坚强决心与高尚情怀。的确，贾谊继承和发展了屈原的楚辞精神，保持了湖南文化“上下求索”的精神脉络。

值得注意的是贾谊对于道的探索意识。就在他任职长沙王太傅的时候，撰有著名的咏物抒怀的《鸟赋》。据《汉书·贾谊传》载：“谊为长沙傅三年，有飞入谊舍，止于坐隅。似鸮，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在百余字的小赋中，他借鸟之口，深入思考了天地宇宙的变化无常和宇宙法则的必然趋势。他与屈原一样，从个人的不幸遭遇中，衍生出对天道演化和规律探索的强烈兴趣：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蔕芥兮，何足以疑！

屈原是在一系列对于宇宙自然的质问中，表达了对于宇宙天道的思考和探寻，而贾谊则直抒胸臆，表达了自己对于天道的探寻。他对天道、阴阳、造化、万物的探索，体现了他追溯宇宙大道和冥冥司命的内在冲动和追求。

与屈原的质问不同，贾谊将这种对于宇宙未知、天地无常的追问和思考，化为一种以“道”一以概括的思想体系。贾谊赋中的“天”、“道”是宇宙与天地之间法则的代名词，楚地本就是道家学说的诞生和兴盛之地，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就说明了这一点。贾谊必然深受熏陶，他认为“道”是宇宙的开始和法则。贾谊《新书》中的有些篇章虽不能确认为谪居长沙时期所作，但是对于窥探其学术思想却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他在《新书》卷八《道德说》中说：“物所道始始谓之道；所得以生谓之德。德之有也，以道为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他认为“道”作为宇宙的本源和法则与具体器物不同，“道者无形”。而道体现在每个具体的人、物上面时即为“德”，由“德”再衍生出各种具体的法则，“德生理，理立则有宜，适之谓义”。而所有的规则、伦理、德、理、义，最后都归于宇宙本体的“道”。贾谊的“道”，不仅是自然的天道，也是伦理的人道。《新书》卷九《修政语下》借姜尚之口说：“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由于“德”由“道”而生，而“德”又派生出各种具体的法则和道德，因此，人道与天道本就是一体的。贾谊所说的“道”是天人合一的“道”。

此外，贾谊还有为数不少且颇具影响力的政论文，除《论积贮疏》中明言汉朝立国“几四十年矣”可断定是由长沙任上召回所撰，其余当然不能确定是否在湖南所作，其中尤以《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治安策》）最为著名，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文章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其中通过秦帝国地理位置的优越，兵甲的雄厚与统治的短暂形成鲜明的对比，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这与贾谊“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则弗得而长也”的原道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论积贮疏》是贾谊的名文之一，选自《汉书·食货志》，文题为后人所加，贾谊从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不一味地粉饰太平，敢于正视社会现实，揭露时弊。他从太平盛世的背后看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做了大胆的揭露，并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

《陈政事疏》（《治安策》）是贾谊被贬谪后的著名作品，西汉初期，中央与地方权利不平衡，诸侯王几度叛乱，再加上北方匈奴的骚扰和其他社会问题，汉帝国存在深深的隐忧。贾谊虽被贬谪，然其心念家国。因此根据当时情境和历史经验写了《陈政事疏》。不仅文辞峻雅而被后人推崇，更可贵的是文中提出“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的政治思想，后来的晁错、主父偃等人的策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贾谊策论的延续。

屈原、贾谊被贬谪到当时蛮夷边荒之地的湖南地域，这是其个人的大不幸，而屈、贾的不幸恰恰是湖南文化和学术的大幸。屈、贾在湖湘大地颠沛流离，嗟叹吟诵，其探求真知的执着，忠君爱国的情怀，尤其是他们辞赋文章中蕴含的学术内核，深深印入了湖湘大地的文化图腾里，大大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屈、贾流风泽被三湘大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潇湘士子。

下节预告：
【文史并重的三国六朝文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