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尼·鲁梅特《东方快车谋杀案》：每个人都是凶手

导演西德尼·鲁梅特还拍过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片子《十二怒汉》，但与《十二怒汉》里十二个陪审员不同的是，《东方快车谋杀案》里面的十二，即是十二个人组成的陪审团，也是十二个凶手。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是一部耳熟能详的侦探小说。比利时侦探波洛登上从伊斯坦布尔到欧洲的东方快车，谁料一天晚上商人罗切提被杀，波洛承担起破案的任务，嫌疑人锁定在了同一车厢的十二人身上，经过逐个查问，最后发现十二个人居然都是凶手，因死者就是5年前震惊世界的阿姆斯特朗撕票案的嫌犯，当时此案产生巨大轰动：阿姆斯特朗家的女儿戴西阿姆斯特朗被绑匪在收到赎金后撕票，孕中的阿姆斯特朗太太在悲伤中生下一个死婴后去世，阿姆斯特朗先生自杀身亡，家中的保姆也因被怀疑是内鬼也自寻短见。而这车上的十二人，竟然跟阿姆斯特朗一家都有联系：是原来阿姆斯特朗太太的母亲、妹妹、妹夫、秘书、教母、爱慕者、厨师、管家、司机、保姆的父亲、保姆的未婚夫、阿姆斯特朗先生的战友。这十二人合谋下药让罗切提昏迷，然后仪式般的每人轮流向罗切特捅刀，通过私刑，献祭般地为死去的阿姆斯特朗一家伸张了正义。

然而，发现真相的波洛最后决定只提供给南斯拉夫警方一个简单的答案：凶手假扮乘务员，在贝尔格莱德上车，用万能钥匙打开了罗切提的包厢，行凶后趁着大雪逃之夭夭，而凶手可能是与罗切提有恩怨瓜葛的黑手党。

本片带给人的启示是国家法制是否能给所有人带来正义，人们应该更相信程序正义还是结果正义，有罪与死刑的限度在哪里。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经说过，“陪审员应当以自己最恰当的理解和内心的良知去裁判，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权利，更是他们的义务，只有被充分告知自己作为陪审员的权利义务的普通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参加审判时，政府的角色才能够被合适的限制在人民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宰的定位上”。

阿姆斯特朗先生的战友在被问话时说：“Trial by 12 good men and true is a sound system.”（由十二个好人组成的陪审团是健全的制度），映射车厢里的十二个见义勇为、除恶扬善的人就是审判者，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是施刑者。绑架幼童并将之残忍杀害的罗切提死有余辜，但是否应由这十二个“好人”来动手？这十二个人中说八国外语，身份高贵，不乏公主、演员名流、外交官、商人、上校，势力不可小觑，如果他们联合将罗切提送至公堂，是否也同样会得到公正的审判？显然他们并不愿意将此事交给国家机器处理，而是以一种民间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宗教方式将恩怨私了。

从另外一个侧面看，群体的力量可以将道德感弱化，每个人一个捅一刀，每个人都是凶手，但每个人对自己也是凶手的概念和感觉又得到了弱化，群情激愤的群体，通过统一的行为模式，减轻了个人责任，不断在现实中强化引导他们行动的口号。正如《乌合之众》所言，“于是，曾经牢固的约束于一个人的责任感就会荡然无存，而群体得到的，是最为原始的本能表达与宣泄。”

额外的话：

74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显然碾压17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前者忠于原著，注重分析和推理，可后者却成了演员们华丽飚戏的舞台。印象深刻的是17版的开头，节奏基调很像《布达佩斯大饭店》，这就是大洋彼岸人家眼中的欧陆异域风情吧，总是喜欢突出强调那种神奇魔幻小机灵，加重谜团（puzzle），而非展现人类心智共通的一些东西，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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