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你能用的招数，敌人都能用。王安石怎么也没想到，中书省创办《新义报》为官方喉舌后，洛阳出来个《西京评论》，成为保守派的舆论阵地。
嵩阳书院和横渠书院的学生从白水潭回去后，分别筹备创办了《嵩阳学刊》和《横渠学刊》。退居西京的富弼等致仕的元老大臣，依托西京国子监与附近的嵩阳书院，在洛阳创办了大宋的第三份报纸——《西京评论》。
王安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大部分旧党赶出了中枢。旧党原本集体沉默以示抗议，可《新义报》问世后，他们发现报纸是个好东西，谁都可以利用利用。汴京民间有《汴京新闻》，官方有《新义报》，王安石也没有理由反对元老们在洛阳创办《西京评论》。
欧阳修去世，朝廷谥号“文忠”。三家报纸围绕这个谥号打起了第一场口水战。
范祖禹、范纯仁、富弼、刘攽等人以悼念欧阳修为由，在《西京评论》发文，对太常定谥文忠表达不满。宣称要继承欧阳修的遗志，坚持古文运动，复兴儒家。范纯仁大赞欧阳修私修的《五代史》立意深远，春秋笔法褒贬得当，重义尚节，同时回顾庆历新政等等，含沙射影的攻击新法和王安石。
《汴京新闻》呼应复兴儒家与古文运动，同时宣扬利亦可为义，经权并重，这是受了石越影响的结果。
《新义报》则暗中讥讽欧阳修私德有亏，谥为文忠已是溢美。与范纯仁针锋相对，同样回顾庆历新政和欧阳修生平，却是说应当以史为鉴，新法正是汲取了前人经验的良法，又讥讽有些人看不到新法的成绩，不为社稷百姓着想，只想着自己的私利因为新法受损失，固步自封，是腐儒和小人儒。
三家报纸渐成三足鼎立之势。谥号之争只是小事，另一场关于军器监案的口水战才是大事。
《西京评论》为军器监案做了一个专刊，名义上是向洛阳的百姓介绍这个案子的来胧去脉，实际上却是表达对这案子久拖不决的不满，并且提出了不少疑点，认为案情蹊跷，孙固与沈括可能有冤情。虽然没有明言，却隐隐约约将矛头指向王安石了。并且抨击开封府陈绎和权管勾御史台事蔡确办案不力，称火药配方失窃，关系重大，这个配方‘生要见人，死当见尸’，不可以不了了之。
针对这篇报道，《新义报》立即刊登了一个专题，表面上呼应《西京评论》，实际上却是指责《汴京新闻》为了出名与报纸的销量，不考虑军器监的情况特殊，轻率报道，不但给大臣的名誉造成极坏的影响，还让敌国知道火药配方失窃，很可能引发觊觎之心，声称如若最后火药配方落到敌国手上，《汴京新闻》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转移视线的手法，自然是王雱的手笔。王雱是《新义报》的副主编，也是实际控制人。
桑充国也不是省油的灯，他新近结识了北宋名相晏殊的第七子晏几道，还有将来会影响历史进程的小吏郑侠。桑充国将小晏请到了白水潭做助教，在明理院专门讲诗辞文章。
被《新义报》指名道姓后，《汴京新闻》刊发了晏几道的文章，把自家做的事情说成了上合天理下合人情，《三代之治》与《论语正义》几乎被引遍了，什么言论、清议、制衡，说得天花乱坠。又反唇相讥，讥讽《新义报》是朝廷的报纸，军器监的案子查不清楚不去怪有司，反倒将罪责推给无权无势的民间报刊。
本已沉寂的军器监案，被三家报纸再度炒到了风口浪尖。石越赴江西为欧阳修吊唁，刚回京城，乐得看热闹。文彦博在枢密院与《西京评论》遥相呼应，河北的韩琦也不甘寂寞，上书要求朝廷彻查此案。各方都在使力，压力都落到了陈绎和蔡确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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