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
我开着车，有些惊喜地从收音机里（FM94）听到我的朋友崔老师正在做一个访谈节目，崔是本市名嘴，有这样的盆友一直是我的骄傲。
访谈的主题是怎样才能做到高考期间，不过分焦虑。对，这一天的主题当然不可以离开“高考”。
崔老师说的非常精彩，从家长的心态、学校的措施、考生自我调节、包括公益性的心理疏导等方面谈得很到位，入情入理。当时我就调动了一下自己的共情能力，设想自己如果是一名考生的话，应该可以从这些内容当中获益。
必然地，我想起了当年自己高考之前的一段“凶险”的经历。
当年，距离高考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我的焦虑感达到了峰值。不知道是临近考试的压力太大还是因为青春期性压抑，我怀疑当时我可能是患上了社交恐惧症，非常怕和别人交流，和稍微不熟悉的人说话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对自己的“胆小”很恼火，恨自己是个废物。为了练胆，有一次我竟然爬上了楼顶，楼顶四周是一圈高有20厘米，宽度不超过30厘米的矮墙。
心想，我要沿着这不到30厘米宽的矮墙行走10米。如果敢这么做，我就突破了自己，从此我就什么也不怕；如果掉下去就死了算了，省得当个废物。
我的一只脚踏上了矮墙，另一只脚说什么也没迈上去。我终于没敢那么做，我说服了自己——胆小，并没有让我卑微到生无可恋的地步。
我原谅了自己的“脆弱”。
从那时起，我也接受了一个事实——自己不是一个“厉害”的角色！
平常之人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是淡定不下来的。
人跟人不同，抗压能力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一件事情是不是会给大多数人带来焦虑？带来多大的焦虑？还是要看这件事情本身对当事者意味着什么。如果事关身家性命，相信很少人能够做到心无所动。
高考，事关一个人的前途命运。这种一考定终身的方式，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是会焦虑的，超人极少。
按理说随着高校的扩招，录取率已经非常高了（2018年全国高校录取率73%），考生的压力应该没有那么大了吧。但事实并非如此，从身边的人们观察到，围绕着高考，焦虑还在蔓延。
从出生开始，到幼儿园、小学、初中，当然最重要的是高中，很多人都在为这一天做着准备，开始拼了。
感觉今天我特别适合写这篇文章。原因？
——鬼使神差，恰好在今年，我的上司和下属当中，他们孩子的年龄正好纵贯了从大学毕业到未满周岁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
同事郝伟，孩子刚半岁，早教班已经考察了5个，最低一年的费用也要2万多，再贵估计也是要上的。
同事陈莹，孩子上4年级，成绩不错，基本能保住年级前30名。陈莹每天关注的内容都是，从现在开始让孩子准备小升初，想各种办法，保证能进入某个初中的培智班（实质就是重点班）。有一天，实在没控制住火气，对女儿发脾气说，这次你要考不了年级前30，你就别回家了。
同事旭东，孩子今年刚好高考，走的是艺术生，美术专业。专业学习烧钱10万+，成绩不错，据说已经通过了某重点院校的校考。文化课不太好，担心会通不过，为此，旭东焦虑大半年了，不知道今天的情况如何，祝他好运吧。
上司杜雯，儿子今年大学毕业。说是不喜欢本专业，几年大学上下来，经常宅在宿舍不去上课。游戏自然没少打。面临毕业，就业方向也不明确。正考虑给他一笔投资，自己创业呢。
竞争，本质上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比较。从这一点来说，不管高考与否，焦虑都在那里。崔老师说的没错，提升自我的抗压能力，减少社会对高考的过度渲染，可能是现阶段减少高考压力比较可行的做法。
高考在目前阶段依然还是保证教育公平的压舱石。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高考的方式之前，高考依然是好办法。
但透过高考焦虑的现象，还是感觉，在这个体系当中还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在这个体系当中，责任压力的重心有些靠前了。
——未成年的高中生，要承担一生教育过程当中最重的压力和责任。由此向下传导，初中生，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小朋友们都在承受某种压力。当然他们是无力承担的，他们的父母就只好替他们承担。（题外话：个人一直认为中国足球上不去，就跟这种状况有关。家长们根本不会允许娃娃们自由自在地踢球。）
与此同时，众多已经成人，本该为自己的将来担负起更大责任的大学生却没有了压力。在大学里面能不能获得真才实学，就全凭自觉了，因为毕业很容易，有真才实学的和混着毕业的分不清楚。工作之后混的好坏，除了一些纯技术岗位之外，和才能也不一定有直接的相关。这又反过来给“混”风助力。
设想一下，如果把人生最重要的考核放在大学阶段。“高考”变成“高校毕业考”。让那些有能力也有义务承担自己人生教育过程当中最重压力的成年人真正的负起责任，是不是会更好？
高校做到真正的宽进严出，实现教育的责任压力重心后移。可以形成教育机制的一个良性循环，这是许多人的共识。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难点问题：宽进的过程当中，如何保证选拔的公平公正？这就不是我一介布衣所能回答的了。
然而——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对于教育环境更理想的生态，应该有一个“心”的方向。
这个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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