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刀儿登的《中国好人》。其中有两个故事，让我颇为感慨。
其一，袁崇焕被判处凌迟，“京师大快人心，去西市的路上，观者如堵，无不咬牙切齿，或者说磨牙磋齿。刽子手从袁身上割下肉来，百姓涌上去抢。刽子手赶之不退，且看出是笔生意，便拿来卖钱。”“袁崇焕的肉据说卖至一两银子一块。”
其二，“民国间有几年，豫皖数省，宋江多如牛毛，有的农民，农忙时下田，农闲时上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算不能发大利市，至少给家里省些花用，而其所抢劫的物色，从脚下布鞋到头上毡帽，不走空就行，有失贼体，实介于山大王与破烂王之间。”
袁崇焕的结局已不止一次读到，但每次都会感到震惊，为什么民众会做出这样骇人听闻的举动？这是乌合之众的非理性行为。在京师被围的惊恐下，民众的情绪极易被煽动，找到一个替罪羊之后疯狂发泄。现在想想，如果袁崇焕知道自己带兵入京师可能的结局，是否会做出同样的决定，我想他大概率会的。
第二个故事中，民众在农民和土匪之间自由切换角色，完全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可以看出在乱世人多么容易退化为掠夺者。
这两个故事，都涉及到人性。经历数百年，人性并没变，因为它像山岳一样古老。
时至今日，类似的事也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究其原因，民众还处于相对蒙昧的状态，不论事实，而是道听途说，且弃道德如敝履。愈是接近底层的人，愈能够感受到这种蒙昧。
人都是自己所处的环境塑造的。社会混乱，受到惩罚的可能性低，则各种铤而走险犯罪的人就会抬头；有资产的人，希望社会安定，会主动维护社会的稳定，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拥有资产就是这类人所处的最大现实环境。
所以，想让民众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从主动塑造那样的环境入手，而非空喊口号或者强制民众做违反人性的事。
就个人而言，同样的道理，应该塑造自己想要的环境，尽量避免逆着环境做刻苦的挣扎，在险恶之地长出善良之花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任何现象，通过人性结合当时的环境进行分析，都变得较为明了了。
注：在民间的系统里宋江也是个狠角色，而非电视剧中的忠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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