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等待看来是漫长的。古代圣贤在政途无望之日，往往借著书立说来表见于后世，苏轼在重新思考安身立命之计时，在耕种自济、养生自保的同时，当然更要著书以自见。所谓著书，自以注释经典为最高，加之王安石“三经新义”颁行后，学子们被迫于权势，被诱以科举，渐渐不知意识形态之外别有学问，乃是文化上莫大的危机，苏氏与王氏所学不同，故必要重注经典，自申其说，以与“新学”相抗。从现存的苏轼、苏辙著作来看，他们兄弟对经典的注释有明确的分工，苏轼承担了《周易》、《尚书》、《论语》的注释，苏辙承担《诗经》、《春秋》和《孟子》，因此现在可以读到苏轼的《易传》、《书传》和苏辙的《诗集传》、《春秋集解》、《孟子解》，苏轼还有一部《论语说》已经失传，最近有学者作了辑佚。三部著作的最后定稿虽然要到晚年，但在黄州期间，苏轼已经完成了《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的初稿，《书传》也已开始起笔。这些成果标志着苏轼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经过黄州谪居著书的他，已跻身于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其学说被称为“苏氏蜀学”。
当然，文学创作上，他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他的散文，从以前的着重于政论、史论、哲学论文，而转向以随笔、小传、题跋、书简等文学性的散文为主，笔法极其灵活，耐人寻味；他的诗歌，在经了人生中一番大起大落的洗礼后，也从以前的富赡流丽、丰满生动，走向以清旷的语句写出厚重的人生感慨，构思也更见细密；他的词作，也由于对人生感慨的抒写，而进一步发展了“诗化”的趋向，有的豪迈雄放，有的高旷洒脱，亦有的婉约清深，可谓出神入化。这个时期最为著名的作品，当推“三咏赤壁”，即《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它们使黄州赤壁名满天下。由于这赤壁与三国时周瑜和曹操的战场并非一地，所以被称为“东坡赤壁”。
因为远离了政治漩涡的中心而获得学术、文艺上突飞猛进的苏轼，当然也不可能忘记险恶的政治环境仍无时不危及着他的生存。徐州有人造反了，只因苏轼曾经做过知州，政敌们便说他要负不能事先觉察的责任。分明是欲加之词，可是追查下来，偏偏苏轼在当时已经有所觉察，做了措置。这非但无罪、反当有功的结果肯定令政敌们很尴尬，对苏轼则是一场虚惊，虽然此事反而证明了他非凡的吏治才能，但对他的处境却没有带来什么改善，只让他时时感觉着危机四伏。我们在苏轼居黄期间写给友人的书信中，屡次看到惧祸自晦的表示，他为没被人认出是苏轼而高兴，为未能及早称病不出而后悔，为做到了终日不说一句话而得意，当然也为“畏人默坐成痴钝”而自嘲。这实在是为求取生存的无奈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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