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是中国历代中央集权皇朝对于获罪官员的一种最常见的惩罚方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都向中央高度集中，所以除了官衔级别的责降外，还可以贬地的偏远程度来表示惩罚的轻重，而且后一个方面似乎更能体现这种惩罚方式的特点。在许多场合，被贬谪者必须带着官员的身份（无论其高低）远赴偏僻之地，而不能辞官回乡当一个平民。这不是因为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情愿付出一切代价以图留在官场，而是制度上规定其必须如此。令士人们梦寐以求的官员身份在此时具有奇异的囚禁作用，或许可以看作官僚政治的某种病变。但事情还有另一方面，被贬谪者本身具有的才能和影响力，也被强制送到那样偏远的、很少得到大人物光顾的地方，对当地的开发多少也起到一些有益的作用。比如潮州、柳州、黄州，就因为曾经是韩愈、柳宗元、苏轼的贬地，而在文化史上闪耀出一片异彩。很难断定贬谪这种惩罚方式是否本来就带有一举两得的目的，但它确实为许多穷乡僻壤带去机会。同时，被贬谪者也经受了严重的身心考验，拥有了一段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对其心理成长和事业发展必然影响巨大。因此，现代的研究者提出“贬谪文化”的课题，来对此种现象作专门的探讨。
自然，各个时代的“贬谪文化”也各具其内容特色，此事首先当从制度上加以考察。像韩愈、柳宗元之遭贬，固然是被迫离开了政治中心，但他们在贬地却还是名副其实地掌握着地方官的权力。而到了苏轼的时代，情况便大不相同，成熟的官僚体制使这种惩罚方式更有效地发挥出惩罚的目的：朝廷制造出大量有名无实的官衔，把被贬者抑留于官僚体系之内，却不使其具有权力。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到达黄州的苏轼，官衔是“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水部员外郎是水部（工部的第四司）的副长官，但“检校”则表示这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团练副使是唐代的地方军事助理官，宋代只表示官僚的级别，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职务；比较实在的倒是“本州安置”，规定苏轼要住在这个地方。令人啼笑皆非的官名把贬谪与流放区分开来，所以苏轼到黄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首诗对这个官名开点玩笑（见下面选的《初到黄州》）。
把黄州的贬居生活看作苏轼生平中一个短暂的阶段，多少低估了这次贬谪对他的心理打击。正如做恶梦的人不知道眼前是不会延续太久的梦境，当时的苏轼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出厄运。按一般的推想来看，他会觉得自己已经走入一条死路：元丰三年的苏轼已经45岁，而亲自主持政务、坚决实行“新法”的宋神宗年方33岁，谁也不能预料神宗会英年早逝，因持“旧党”政见而被惩罚的苏轼，能够指望的至多是获得谅解而已，如果说苏轼“得志”的前提是“党争”局面的改观，那么在当时看来这种希望是极其渺茫的。所以，苏轼的政治生命很可能就结束于此时，这种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年过不惑的他，必须重新思索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计。
首先是心理上要有做一辈子老百姓的准备，并且不是安居家乡的百姓，而是以有罪之身流落天涯，必须随遇而安。初到黄州时，他寄居于定惠院僧舍，至五月份苏辙将其家眷送来，全家便迁居到临皋亭，大有饥寒之忧，只好痛自节俭。第二年，穷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请得一块数十亩的荒地，他亲自耕种，植了些粳稻枣栗之类，以此来稍济困窘。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地的东面，因而取名“东坡”，他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后来，他又在东坡造了几间屋，称为“雪堂”。从此以后，黄州就有了一个东坡居士，时常往来于临皋亭与雪堂之间。在中国文化史上，东坡居士这个形象的出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苏东坡”是比“苏轼”更家喻户晓的。
其次是要保持身体健康、精神乐观，方法是修道养气、参悟佛理。到黄州的当年，他就给人写信说，借了天庆观的道堂三间，准备冬至后入室，闭关修炼四十九日（《答秦太虚七首》之四）。同时又谓：“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之一）当时的佛教界最为兴盛的是禅宗，禅僧们很重视得法悟道的机缘与师承的渊源，所以苏轼在禅门被归为临济宗黄龙派的弟子，其实他与云门宗甚至禅宗以外的僧人也颇有交往。苏轼接触佛、道虽不始于此时，但黄州的贬居生活确实加深了他在这方面的修养，对他的心理调适很有帮助。健康的身体和乐观的精神状态是争取政治生命的前提，无论东山再起的希望多么渺茫，苏轼也必须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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