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49）国人对广播的认知

广播是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1906年，加拿大科学家费辛登（Fessenden）首次成功进行了通过电波远距离地传送语言的实验，标志着广播技术的成熟，随后，广播机构陆续出现，1920年，世界上第一家正式的广播电台——美国的KDKA电台诞生，广播作为一种新媒体，掀开了人类社会传播革命的新篇章。

广播在它曙光初露之际就引起国人的关注并被引进到中国来。1920年，《东方杂志》的“科学杂俎”栏以“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为题，介绍广播，文中提到：“最近美国Burean of Standards 发明一种特别受音器，名曰Portaphone。其外表与蓄音器相似，装有一匣，极便携带，无论何地，均可放置。此器能接受中央无线电发音机所发之声浪而扩大之，使其声自喇叭中传出，以布于全室。因有此种发明，故将来可有许多新用途。例如晚间八时半，为人民音乐跳舞之时间，此后可由中央无线电局于此时自无线电传出音乐，则跳舞之家，但将受音器开动，音乐立时大作。跳舞者可以应声而舞，不必更雇音乐班矣。又于晨间，由中央无线电局将是日所得新闻，发出报告，则家家仅需开动受音机，即可亲聆新闻。且可于早餐时，且食且听之。较诸披阅报章，便利多矣。”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特别提到广播在新闻和音乐方面的功能和潜力，它从人们日常生活出发，所描述的愿景，实在是令一直还处在印刷媒体时代的人们所向往，但是即使在美国“现在Burean of Standards正在实验。大都会中利用此种受音器以传布新闻及音乐，殆不久即可以实现”。1 而对当时的国人来说不啻为一个科幻故事。

然而，技术的引进无疑大大缩短了它走入中国现实社会的历史进程。与报章本土化生长不同，无线电所涉及的电磁学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具有客观真理性，没必要从头再来，广播的工具属性便可以直接借鉴过来为我所用。1923年初，在中国第一家电台便出现了，即美国人奥斯邦（Osborn）在上海办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它被视为“在吾国公然以无线电播送音乐之嚆失”。2 考察世界广播史，美英法等发达国家最早的广播机构也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陆续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广播事业开篇基本上与世界同步。1928年，中央广播电台，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呼号XGOA，3 在南京创办，1932年，其发射功率达75千瓦，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广播电台，从此，广播开始走进国人的生活，也更新了国人传播的时空观念，同时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

本文探讨的是从1920年广播介绍到中国至1949年，这一时期国人对广播的有关认识和

研究，围绕着广播是什么、做什么和怎样做这么一种逻辑顺序展开，具体对应着广播本体、广播节目和广播管理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对广播本体的认识

广播是科学技术的产物，国人对广播的认识及最早的接触首先是从科技的角度来把握

广播存在的本体，这里涉及到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晚清时期，西学开始介绍到中国，通过传教士与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不少基础性的学科知识已经较为系统地被介绍，并经由新式学校或传播媒介，渐渐地为国人所接受，从而为日后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学术性发展奠定基础。有学者认为：“在物理学方面，最早向中国介绍电报知识的书可能是在宁波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创办的华花圣经书房，1851年出版的玛高温所著《博物通书》，书中介绍电报知识、磁电知识、化学电能知识。” 4而当进入民国时期，留学欧美和在国内接受新式教育的人员大批成长起来之后，西方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内容已在中国立稳根基，有关无线电内容从启蒙或普及性读物，到学术性较强的研究都以进入了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来。

广播传播的技术基础是无线电学原理及应用。在广播现身于中国之前，国人对“电报”、“电话”作为交通联络手段已有所认知。“我国电报，以1881年12月24日津沪线初痛为嚆失，上海的《申报》自次年1月16日起即刊载天津发来的新闻电。”而它们各自传播表现为“电报是利用符号来传达语言；电话则是直接传达语言，使嘴巴里吐出来的声音能够直接传达到本能力量范围以外的地方。但是藉电话传达的声音，可以接通到极远的地方，而不能使极多的人都听到。这一缺憾，终于由‘无线电广播’来弥补了。它能够传达得‘快’，传达得‘远’，又能够传达得‘广’。”5广播的出现是无线电科技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逻辑，是一代接一代科学家艰辛探索，造福人类的结果。对此，吴道一于1929年曾撰文，阐述了“有线电与无线电之分别”、“有线电话与无线电话之比较”、“广播无线电之定义及其效用”，提到“自马克史威尔及赫芝之发明，马可尼之实验。而无线电三字，而震耀于世，遂有有线电与无线电之分别。就字面观察，本极明显。如学理上作探讨，则前者系电能之藉导体以传送，后者则为电能之藉电波以推进。而电波之产生，全基于电流之振荡。凭藉‘以太’（基本含义为空气，本文作者注）为媒介，挟每秒十八万六千英里之速度，远及八方，无坚不进，无孔不入；遇有特别装置之收音机械，则贴然就范，故无线电之长于有线电者，在于引用轻便，既无植杆架线之劳，更属管理简易；即遇损坏，亦限于一台，而且发于一地，达于全球。公共消息之传播，可称尽善尽美。”6 国人刚开始接触广播，都为其“无远勿届”的“千里耳”的传播技术而感到神奇，进行探讨，并建立起以无线电知识为基础的广播传播新观念。

对除了广播科技之外，对广播有别与报章印刷文字传播的有声语言传播的认识是对广播本体性问题把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在《广播须知》（1937年）中，从广播的播音方式及语言学原理的角度，阐述了广播传播基本特点。文章分为：机械、声音、语言、讲稿、材料、礼貌等六个方面，研究了广播的字音、语速、语调等问题，如在声音方面提出了“说什么声音做什么样的脸”的观点，并从人的语言活动生理学出发分析：“语言本是行为的一种，所以语言中各种表情的声音与全身的动作，特别是与面部的状态，有分不开的密切关系……不要以为听众看不见就可以从头至尾板着脸说话，因为脸部肌肉的状态对于所发的声音有极大的影响的。”7 多年来该文在广播实务和广播学研究中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在广播最基本的运用语言传播方式方面，现在有“播新闻”和“说新闻”的研究。其实，茅盾先生在1937年发表了《对于时事播音的一点意见》一文，就抗战时期的广播报道，进行了“说新闻”的探讨，认为：“重要新闻既有中央电台和交通部上海电台在负责报告也就够了，上海其他民营电台很可以不必死板地讲读报纸，很应该把作风变换一变换。”并提到自己一次听广播的经历和引发的思考：“一次曾经听到有将报纸上一段记载（述士兵的英勇的）用说书的方式在retold（复述义，本文作者译），觉得既能通俗，又热情横溢，比之死板板的逐句讲读实在好多了。”提出广播和其他艺术领域的学习借鉴问题，与“游艺界同人（特别是说书人）联合……把当天重要的新闻编成故事式”，认为“在不背事实的原则下加一点想象和渲染是必要的；而为了使故事生动加一点环境描写也是必要的。” 同时结合几篇抗战的报道进行分析如何使“硬性的新闻变为生动的故事。” 8

二、对广播节目的认识

广播的节目如同报刊的版面，它是在一定的时段、依据一定的编排方式组成的播出单元，节目是广播内容的软载体，能使广播内容有序化，和听众建立起稳定联系，并实现其传播的社会功能，某种意义上讲，广播传播的各个环节都是围绕节目来进行的。

通过广播传播的实践及与听众需求的磨合，民国时期的广播节目设置渐趋稳定，从内容方面分析主要有五大类型，即宣传、讲演、教育、新闻和娱乐。1937年，时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人吴保丰在《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中，论述了这五类节目：“凡关于阐扬主义，报告政治及警策语等，均属于宣传类。关于常识科学及其他各种社会问题之讲述，则属于讲演类。至教育节目，其内容多属于有连续性之教材，而须逐字逐句讲解者。新闻节目，则内容包括甚广，自气象商情，以至时事报告，一周大事等皆属之。……至于娱乐节目，大别之可分戏剧和乐曲两种；而戏剧又分平剧与话剧，乐曲除音乐歌咏之外，则有昆曲、打鼓、弹词等，种类繁多，每日于杂曲节目中轮流唱之。” 9

鉴于讲演类节目可归入宣传和教育类，本文重点从宣传、教育、新闻和娱乐等四个方面来分析人们的认知及研究状况。

1．宣传方面

这里的宣传内涵为政治意义上的宣传。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凌辱，有识之士也指出民

众一盘散沙的问题，政党在宣扬主义、思想、信仰方面则是极力鼓吹，试图凝聚民众的意志，产生强大的力量来救国强民，振兴中华。广播的迅速普及的传播力，在宣传上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国民党及广播界元老陈果夫先生在《中央广播电台创办经过》一文中提到：“中央为阐扬党义，宣传政令，及促进文化，传递消息起见”于1928年秋开始创办广播，并认为广播在“理论之阐扬，时事之报告，使国际间明了我国之真情，俾正谊得伸于世界，尤非任何宣传工具所可比拟。”10在中国，广播与宣传开始就结下不解之缘，广播史上首家电台“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于1923年1月23日开播，而三天后的26日，就播出了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事后他表示：“余之宣言，亦被宣传。余尤欣慰。余切望中国人人能读或听余只之宣言。今得广为传布，被置有无线电话接受器之数百人所听闻，且远达天津及香港。诚可惊可喜之事。吾人以统一中国为职志者，极欢迎如无线电话之大进步。此物不但可于言语上使全中国与全世界密切联络，并能联络国内之各省、各镇，使益加团结也。”11民国时期，中国经历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在战争环境中，军事斗争异常激烈，造成地域的控制与限制的复杂性，广播的时空超越的能力，使其在宣传战中尽显传播英雄本色，所以，广播被国人视为是陆海空武装力量之外的“第四战线”。1942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无线电宣传战》，认为广播是“战时机构中不可缺少的部门”，并规划无线电宣传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在国内激励兵士和人民精诚团结和勇于牺牲；第二、对中立国家播送言简意赅的短评，专题讲演和新闻报道；第三、对敌人的前后方则大量放送许多驳斥性的谈话和事实证据以达到消沉士气，摧毁斗志的目的。”12 抗战时期中国的广播界出色地完成了宣传任务，这既是国人对认识的广播结果，又使对广播的认识进一步得到深化。

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是为了根据地的宣传协调一致，为了大后方和沦陷区能够听到共产党的声音而创办的。1940年春，中共中央广播委员会成立，由周恩来任主任，领导筹建广播电台工作，并于1940年12月30日开始播音。194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提到：“必须善于使用一切宣传鼓动的工具，熟知它们一切的性能。在近代科学和技术发达的条件之下，许多科学上的成就，都应该运用到宣传鼓动上来，尤其是近代的印刷业、无线电及电影等等，成为近代宣传鼓动的有利工具……在现代无线电业发展的情形下，以及在中国交通工具困难的情形下，发展通讯社事业，无线电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在党的统一的宣传政策之下，改进现有的通讯社及广播事业工作。”13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共两党虽然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以至发生军事上的冲突，而在政党的使命感、国家的利益和媒介自身的规律等共同作用在，使得两党对广播宣传功能的认识和把握是一致的，处在同一个平台上。

2．教育方面

民国时期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人们也认识并指出：“二十世纪的竞争是用智力，不是用体力。”14此时的教育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教育不再是仅限于学生在学校读书识字，1936年，就有教育界人士将教育的新趋势概括为“教育的对象是全体民众，教育的内容是一切生活，教育的场所是整个社会。”同时也提出“经济而有效的新的教育工具的发明和利用，便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要求。” 15广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其迅速、普及的传播特点，突破了传统教育的限制，自然成为了“教育的利器”。在这一过程中，广播的功能也进行了改造和挖掘，使得人们从开始将其和电影一般视为娱乐工具，逐渐也发现和接受了其教育的功能。不仅如此，广播教育一直为中国广播界、教育界所重视，当时就有研究者分析：“我国文化落后，民智未开，文盲既极众多，交通又甚阻滞，故藉印刷品传播知识之缺点，在我国尤为明显，播音教育之推行，在我国尤感需要。”16当时所谓的“播音教育”类似今天的“广播教育”及“电化教育”的概念，是广播事业和教育事业的结合而产生的，简而言之，“播音教育则藉无线电机以传播各种知识”。17 其特点有三：“不受人数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限制”、“不受时间的限制”（其含义教育是终身的，民众可以随时获得教育的机会）。18当时民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半文盲占有相当比重，知识启蒙的历史任务远没有完成，所以无论是公营电台还是民营电台，教育都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成为各家电台播出的内容之一，另一方面，教育节目的播出还缺乏系统和规范，鉴于此，1935年5月教育部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商定，制定了中央广播电台（为中央党部所辖）的播送教育节目的计划，并于1936年7月设立了教育部“播音教育委员会”，出版了《播音教育月刊》，其内容“以讲稿为主体，此外还载有关于国内外播音教育消息和播音教育的法令。” 19于是“党国先进”、“学术专家”纷纷惠临主讲，据《播音教育月刊》所载内容有：孙本文的“我国民族的特性与其他民族的比较”、马星野的“如何研究国际新闻”、竺可桢的“气象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顾颉刚的“清代汉学家治学精神与方法”、邵元冲的“中华民国开国史”、苏步青的“研究数学的基本工作”等等。名家汇集，话题广泛。不仅如此，还制定了“教育部教育播音讲师注意事项”共18条，内容包括讲题讲稿要求、播音时间、酬金标准与发放，就演讲效果问题，还特别提到了“播讲之语句，以深入浅出，富有情趣为主”、“播音语调请勿过平过直，以能分出抑扬顿挫，轻重疾徐并可表达情感者为佳”等。20此外，积极借鉴国外广播教育。1936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无线电广播的文化教育作用》（国际联盟世界文化合作院编、曾觉之译），内容为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无线电和文学、历史、政治与社会科学等领域的专家，关于广播教育方面的研究文章。1936年12月，政府还派代表出席有30个国家人员参加的美国“第一届全国教育播音会议”，发表了有关会议报告，翻译美国教育局局长、联邦播音教育委员会主席司徒柏克（J.W.Studebark）在会上所作的“美国之播音教育”的长篇演讲。 21对美国的播音教育的历史、成绩、问题和趋势等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认识把握。

3．新闻方面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考察新闻事业史，在广播出现之前，它经历了“口头新闻”、“手抄新闻”、“印刷新闻”，这种媒介时代变迁的价值核心理念是使新闻传播的更快、更广，更好。所以，广播一出现，较之手抄、印刷媒体，将人类传播又带入一个新的境界，为此，各国都顺理成章地将其纳入新闻传播的体系中来。世界上第一家正式的广播电台美国的KDKA电台，1920年11月2日开始播音，当天播放的内容就有共和党候选人哈定战胜民主党候选人考克斯的美国总统竞选结果的消息。广播出现大大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效率，也标志着新闻传播事业进入了“广播新闻”的新时代。广播与新闻事业关系，新闻史学家胡道静在20世纪40年代做过这样的分析：新闻事业“最基本的结构，或者说是它的最基本的服务……（一）搜集；（二）放送”消息，并认为搜集消息靠眼睛和耳朵，传送靠嘴巴和脚。可是人类的天赋器官的能力总是有限制的，而人类传播的愿望是无止境的，于就有了“千里眼”、“顺风耳”、“大喇叭”、“风火轮”的幻想和追求。“职业新闻工作者，日夜在想用什么方法可以迅速地获得新闻，又迅速地把新闻传达出来；不但传达得‘快’，而且要传达得‘远’，传达得‘广’。嘴巴和双脚的本能限制了效率，于是一待‘复述’和‘交通’的工具有了任何的新发明，足以扩张口与足之效能者，立即会影响到新闻事业而使报坛发生一种革命运动。”22初期的广播设立多是商家、公司所为，以冀无线电器材之推销，但报馆同时也关注到其新闻传播的功能。早在1924年，曹仲渊在《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中就提到：《申报》用上海土音“报告新闻及行市，晚间并演唱各种音乐，以飨当地居民。其结果之佳，虽以大连离沪二千余里之远亦能收听。”此外，《大晚报》用英语报告汇兑及市场消息，而在上海的“巴黎饭店”也用英语报告新闻。23尤其是在当时国家处在战乱和多事时期，广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而有力的信息渠道，与外界保持联系，维持社会的运转和人们的生活。所以，尽管广播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而听众往往总是凭借其新闻内容来选择和评价电台，新闻报道都是各家电台精心打造的重点，当时有资料统计表明：中央台每日播音19小时25分，其中新闻节目占24%，国际台每日播音6小时35分，其中新闻节目占43%。24 新闻节目的比例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人们信息生存的基本需求，使人更加耳聪目明。

4．娱乐方面

广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声音进行传播，和音乐、曲艺、地方戏等艺术形式在听觉上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广播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娱乐渠道。广播的娱乐节目满足了人们的消遣和调剂的需要，同时对不同类型电台，无论是政党、官方的，还是商业、民营的都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当时尤其是商办电台由于“其机械设备，多半因陋就简，节目偏重于娱乐方面，彼等大半赖广播收入，以资维持。” 25各国广播发展情形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当人们对从广播那里接受到来自远方信息的新鲜感渐渐消退后，希望从广播中得到娱乐的需求，成为刺激广播业发展的一种持久动力。二十世纪30、40年代，是美国无线电广播的大发展时期，广播成为主要的娱乐媒介，因为广播免费给听众带来音乐、戏剧等种种乐趣。当时中国的广播节目也存在这种倾向：“大都趋向于娱乐一途，争奇斗胜，收罗一切，固可称之为盛及一时。”261934年，俞子夷在《谈广播节目》一文中，就娱乐节目太多、学术与教育节目太少作了研究。作者以上海28家电台节目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其中设定“数目是指档数，每档约三刻或一点钟，每星期五次或六次者作一档算，不过二三次者作半档论。”统计结果：“弹词90、评话17、开篇7、歌唱19、其他娱乐10、讲演问答12、儿童节目1.5、申曲26、苏州文书9、四明文书7、播音剧、话剧等9、教国语、英语等13、其他教授6.5、苏滩7、宣卷5、南方歌剧陶情4、故事7.5、新闻6、娱乐的共217.5、非娱乐的共39”。作者还将总档数与28家分解，“非娱乐的，每家平均不过1.3档罢了。娱乐的每家平均有7.75档。每日每家平均播送七八时的娱乐，娱乐的机会真多。娱乐中弹词占第一，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可以说是大众最欢迎的了。”据此比例推算，非娱乐类的节目只是娱乐节目的六分之一，每日每家平均播送约1.5小时。作者进一步分析：“播送娱乐节目本来无可非议，因为无线电原来是公余休闲用的，一定要勉强人家在休闲时收听严正的演讲，或者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寓教育于休闲娱乐，本来是民众教育的妙法，借播送娱乐而施民众教育，的确是将来值得研究的问题。就上海而论，电台要靠商店广告来维持，当然不能拿民众教育作唯一的目标。我们唯一的希望，在文艺家艺术家多创作写新作品，如新弹词、新评话等等，把封建思想渐渐淘汰，因此使大众的趣味换换方向。”27文中作者对当时上海广播节目内容状况的客观描述，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认识功能，而作者的研究方法，以及对问题的把握和分析等，也都达到了较高的研究水准。

三、对广播管理的认识

广播如何有效地发挥其传播功能，涉及到广播管理的问题，广播的特性和功能是多元的，有技术的、有业务的、有宣传的、有经营的等等，都有相应的管理问题。本文关注的是有关广播体制及运作方式的认识和把握，涉及有关广播政策、法规、所有权、经营权以及传播内容与对象确定等。

广播的出现，并逐步形成自己的事业，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面临对这个新生事物的管理问题，诸如什么机构负责、如何规范等等。如美国最早的电台KDKA，是在美国商务部备案，领取营业执照，由于广播事业的迅猛发展，需要有所谓的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与之相适应。1927年，美国成立了“联邦无线电委员会”（FRC），颁布了《无线电法案》，在此基础上，到1934年又升级成立了“联邦通讯委员会”（FCC），通过了《通讯法案》，为美国广播及电子传播业的管理奠立了基础。

关于广播事业的管理，行政院新闻局在1947年的《广播事业》中曾提到：“各国对于广播事业的态度不同，因此对于广播事业的管理也各不相同。有的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有的由国家统筹办理，也有把广播看作政府的一个机构，而采取完全统制态度的。我国的情形，最初对于广播事业原没有多大限制”28，后因各地电台从起，导致呼号、周率和节目等问题多多，便出台一些法规、设立机构来进行协调管理。民国时期，主管交通联络的交通部，内置电政司，负责掌管有线电报和无线电报在内的电政事宜，所以，在这一架构下，中国的无线电广播业的管理由交通部负责。1924年，交通部公布了《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无线电广播的法令。1928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设立了无线电管理处，公布《广播无线电台条例》，建设委员会是从无线电器材生产的角度介入其管理，与交通部的管理存在重叠，故引发争议，后有关部门明确规定，从1929年8月1日起无线电事业归交通部管理。1936年2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该会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1936年1月成立，前身为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宣传部、交通部、教育部、内政部等有关部门组成，负责监督并指导广播事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由于战争的原因，中国社会存在不同的政权管辖区域，广播的管理与运作也存在不同情况。中国共产党方面，于1940年设立广播委员会，负责筹建延安广播电台，新华社先后设立了广播科、口播组、以及语言广播部等，负责广播的报道内容。1949年6月，新华社语言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1949年10月，成立了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管理全国的广播事业。

世界广播电台的体制基本上可分三种类型：即国营、公营和民营（或私营），这些不同结构方式的广播在中国都存在。1946年，国民政府交通部在《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中，对其有所界定，“凡中华民国政府机关所办广播电台除交通部所办者系国营电台外其余均称为公营广播电台”、“凡中华民国公民或正式立案完全华人组织设置之公司厂商学校团体所设广播电台均称为民营广播电台”。29不同电台的节目内容有不同的要求，1936年12月，交通部有指导性规定：“关于教育演讲及新闻报告方面，公营广播电台应占多数，民营广播电台亦不得少于20%，但以转播中央广播事业处所属各电台之节目为限，其娱乐及广告节目至多不得超过80%。” 30民国时期与广播管理相关的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个是广播公司化改革；另一个是广播的听众调查。

当时无线电环境相对开放，尤其是有诸多的民营电台的存在，收听市场竞争不可避免，所以，在保障政治宣传的前提下，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也面临着必须讲求经营之道的选择，来改变党营电台的困境，广播开始向仿效所谓欧美先进，实行企业化。广播机构的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的确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有利于改变以往体制中的衙门化的作风，使广播在作好宣传报道的同时面对市场能够自我发展，符合现代媒介发展趋势，从单纯的媒介经营管理的视角分析，这种意识和架构是科学的也是超前的。

1943年，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在拟订战后发展广播事业的方案时，提出以管理处所辖电台为基础，成立中国广播公司，实行企业化经营。1947年1月，陈果夫代表中国广播公司与行政院签定合约，制定了“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其内容有总则、业务、资本及股份、股东会、组织、决算及盈余分配和附则等，共8章27条。如第2章“业务”规定，公司业务种类如下（一）播音；（二）广播机、收音机、扩音机之敷设；（三）播音器材配件成品及唱片产销或代理推销；（四）播送新闻性之电视；（五）播送商业性之广告。同时成立了根据《公司法》成立了董事会和组成监察人员。31 后因人事和时局原因，公司未能运作起来，直到1949年11月，中国广播公司完成改组，在台湾正式成立。

在管理中，如何使广播发挥最大效益，广播与听众的关系都是各广播机构所格外关注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6发表公开信，广泛征求全国及南洋各地听众意见，内容有：“在目前播送的新闻、评论、通讯、时事讲话、解放区介绍、故事、歌谣中，有那些是你喜欢听的，那些不喜欢听？你还希望增加些什么项目？各报馆及各通讯社对于记录新闻有何意见？你们那里收听情况怎样？播音时间是否恰当？对播音技术有何意见？如何改进？均请提出具体意见。解放区听众之意见，可迳寄各该地或附近地区的新华分社电转总社。国民党统治区及南洋听众的意见，可寄重庆新华日报馆，或南京新华分设转交，或迳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321946年9月《广播周报》33，曾作过一次听众调查，发放“征求听众意见”表格，内容有：性别、年龄、地址、职业（其中有党、政、军、学、农、工、商和持家等八个选项）、平日收听最多电台、我所最喜爱听节目（其中有西乐、国乐、平剧、话剧、流行歌曲、地方剧、新闻、一般性演讲、教育性演讲等九个选项）、所最爱报告员和建议等内容。34三个月后公布了《听众意见汇集统计报告》，内容分两个方面，一是算术统计各调查项的人数，如就职业而言收听人数最多的是学界、最喜欢收听的节目是新闻等；二是分析说明统计情况，如最欢迎的报告员，都是填中央台，分析这或许之前《广播周报》发表《广播人物素描》（复刊第七期，1946年10月13日出版）介绍中央台三位播音员有关，认为其他的电台也有很多好的报告员，等等。35 从广播史角度考察，这次听众调查所迈出的第一步和所体现出来的办广播现代意识值得肯定，而调查中在组织、程序、操作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如何实现调查的规范化、制度化值得研究和反思。

四、民国时期广播研究的特点与启示

1．广播研究的性质以应用为主

与哲学、文学等人文科学研究的抽象性、思辨性强的特点不同，传播媒介研究有着具体对象和实体机构相对应，广播认知是从具体问题和操作出发，或者说是有具体对象为依托，与广播传播的互动性强，当时就认识到：“广播为一新兴事业，无成例可援，即在各国，也都以经验换取知识。” 36这既是广播自身特点决定的，也为以后的广播研究打下了底色，形成了广播研究的风格和传统。

这种研究不仅表现在与广播传播的业务互动，还体现在与广播设备、器材制造企业、商家互动。当年美国人奥斯邦（Osborn）办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每日于一定时间递送音乐，并出售收音机，上海居民耳目为之一新。声气所届，宁、杭、甬各地亦有购去私装者。” 37中国早期的广播机构尤其是民营电台多为无线电机及电气材料商行、公司所开办，如开洛公司、新新公司、亚美公司等通过办广播来促销、拓展起经营的业务。所以，广播文献史料每每涉及的无线电广播相关的商行、公司等容纳，显示它们也都为广播研究对象的一个方面，这种互动格局于今天的市场化背景下的广播生存和传播也不无启示。

2．研究主体人员的专业化程度高

比较报章而言广播的技术含量较高，而这一时期的广播研究者，是该领域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这也就决定了研究人员专业化程度高及少而精的特点。如带有研讨性质的“中国无线电俱乐部”、“上海无线电话艺术会”、“中国播音协会”等组织，人数虽仅为一二十人，但却有博士添列其间。比较有影响的研究者多为无线电高级人才，如曹仲渊1916年毕业于南京海军雷电学校无线电专科，曾留学英国、德国攻读无线电工程专业，著有《马可尼传》、《无线电发明及发展史》。吴道一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1928年参与筹建“中央广播电台”，后任该台主任、台长，1936年起先后任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曾多次出国考察欧美广播事业和参加国际广播会议，著有《我国之广播事业》、《八年来的中央广播电台》等。吴保丰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科，192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电机硕士，著有《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等。

与专业化程度高相联系的是研究主体人员与外界的联系密切，换句话说研究的对外开放达到较高的水准。研究人员拥有高学历和留学经历之外，国外无线电方面的专家也来到中国。

特别是，1933年12月，意大利无线电发明家、1909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马可尼来华，先后访问了北平、南京和上海，期间到中央广播电台参观讲演，在交大容闳堂，马可尼出席了由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主持了沪上十四学术团体茶话欢迎会，并为交大电台树基。《申报》于1933年12月9日编发“欢迎马可尼专号”，希望“吾国民众得共瞻发明家的风采，提高研究无线电兴趣，籍以促进中国无线电事业的进步。” 38

3．研究领域涉及面广，体系有待建立

这一时期有关广播研究的专著有资料统计大约十本左右39， 主要是侧重与无线电常识与普及教育。有关广播的研究文章内容丰富，尤其是广播专业期刊如《中国无线电》（苏祖国主编，亚美无线电公司编印，1933年创刊）《播音二周刊》（上海市公用局广播无线电管理处印行，1936年创刊）《播音教育月刊》（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创刊）等。特别是《广播周报》的出版，为广播研究一个专业平台，发表了诸多的文章，该刊第188期在“编后”（封二）提出：“今后本刊以介绍世界广播理论、广播动态为主要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供给从事国内广播事业者之参与。” 40表明了办刊的方针从刊登介绍广播内容到与广播研究方面的调整。此后，《广播周报》发表了诸多研究性的文章，如赵炳良翻译的“广播的政治作用”（第188期）、徐学铠翻译的“播音节目之建立”（ 第188、189、190期）、“播音讲话的形式问题”（第193期）等（在此基础上，国民图书出版社于1947年出版了徐学铠编译的《广播常识》）、陈立夫的“广播与教育”（第190期）、海涛的“提倡广播批判与提高广播文化”（第191期）、潘公展的“广播与文化”（第192期），此外，还有潘启元“广播人物素描”（复刊第7期）、林华的“广播内容与播音技巧”（复刊第12期）等等。内容涉及广播史论、广播实务的各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有师心自用有感而发的、有调查统计实证分析的、还有翻译介绍中外比较的等。

存在决定意识。对广播的认知和研究状况，决定于广播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和国民的影响程度。总体上，本文所论述的民国时期有关广播的认知已达到了和当时世界的水准基本同步，有关广播研究的领域业已铺开，但在学理的探索和体系的建构上，仍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些对今天的广播电视学科建设不无启示。而诸如“说新闻”的探讨、教育演讲节目设立与管理、广播公司化运作等，都可为当今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照，同时表明学术研究需要建立起一种历史意识，这也是研究历史、研究广播电视史的生命价值和魅力所在。

注释

1、《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东方杂志》第17卷第15号，1920年8月10日出版。

2、曹仲渊：《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号，1924年8月15日出版。

3、依照1927年华盛顿国际无线电报会议的规定，中国的电台呼号，应在XGA至XUZ字母范围以内，如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呼号XNCR。

4、张国刚、乔治忠等著：《中国学术史》，第593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

5、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第24页、第4页，世界书局，1946年。

6、吴道一：《我国之广播事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年刊》，1929年12月编印，转引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内部资料，待出版）。

7、赵元任：《广播须知》，《广播周报》第135期，1937年5月1日出版。

8、茅盾：《对于时事播音的一点意见》，《救亡日报》1937年8月28日，转引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档案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460、461页，1985年。

9、吴保丰：《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转引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内部资料，待出版）。

10、陈果夫：《中央广播电台创办经过》，台北市新闻记者工会编印：《中华民国新闻年鉴》，第46页，1961年。

11、《无电话传布孙先生统一宣言》，《国民日报》1923年1月28日，转引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第9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

12、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无线电宣传战》，第2页，1942年。

13、《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10页，1985年。

14、祝星辉：《播音教育之检讨》，《播音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37年1月出版。

15、 陈礼江：《播音教育的本质及其使命》，《播音教育月刊》创刊号，1936年11月出版。

16、詹行煦：《一年来我国之播音教育》，《播音教育月刊》创刊号，1936年11月出版。

17、同上。

18、 同注15。

19、《发刊词》，《播音教育月刊》创刊号，1936年11月出版。

20、《教育部教育播音讲师注意事项》，《播音教育月刊》创刊号，1936年11月出版。

21、参见《播音教育月刊》第一卷第六期，1937年4月出版。

22、胡道静著：《新闻史上的新时代》，第1、2页，世界书局，1946年。

23、同注2

24、参见行政院新闻局编：《广播事业》，附表八：“现有各台每日播音时间节目成分及语言种类统计表”，

1947年。

25、同注9。

26、苏祖国：《广播节目之趋向》，《中国无线电》，第1卷第5期，1933年3月5日出版。

27、俞子夷：《谈广播节目》，《中国无线电》第2卷第9期，1934年5月5日出版。

28、同注24，第38页。

29、交通部电信总局编印：《电信法令汇编》，上册第二类，转引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内部资料，待出版）。

30、《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1936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二0（21），案卷号496。

31、《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1946年），（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二0（2），案卷号2079。

32、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6年7月29日，转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70页，1985年。

33、《广播周报》由国民党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及中央广播电台主办的广播专业期刊，从1934年9月至1948年12月，前后共刊行14年，因抗战原因，该刊经历了南京、重庆、南京三个出版阶段，中间有过停刊，共出版312期。

34、参见《广播周报》复刊第二期（总期198），1946年9月8日出版。

35、参见《广播周报》复刊第十七期（总期２１３），1946年12月22日出版。

36、同注24，第68页。

37、同注2。

38、《欢迎马克尼来华》，《申报》1933年12月9日“无线电”专栏。

39、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化科学艺术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年。

40、《广播周报》第188期，1940年4月或5月（原刊没有明确时间表注）在重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