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心的姐妹情（一）：谢冰心与谢冰莹

谢冰心和谢冰莹的故事见诸网络许久，知道的人也很多，在“谢冰心的姐妹情”系列故事里，把这段佳话先讲一讲。

1923年的谢冰心

谢冰心1900年生，福建省长乐人，原名谢婉莹，“冰心”是她1919年9月开始使用的笔名。冰心的爷爷谢銮恩是清朝举人，他毕生讲学，曾任福州尊孔兴文会会长，传统文化造诣极深。冰心出生第三天，爷爷拿着孙女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说：“八字里带着文昌星，可惜是个女孩子，否则准做翰林”。因为八字里缺火，取名婉莹。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是北洋水师“来远”舰二副，中日甲午海战，他同战友们与倭寇进行了顽强的战斗，“来远”舰最终被日军鱼雷击中沉没，谢葆璋凭着极好的水性游上刘公岛九死一生。清政府重建北洋水师后，谢葆璋被召回任命为“海圻”舰副舰长。民国时期，谢葆璋曾被授予少将军衔，退休后任国民政府海军部顾问。父亲从小就告诉少年冰心，要掌握知识才能抵御外侮富强国家。冰心就是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殷实，浸润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的家庭里长大。她天资聪慧才华出众，18岁读协和大学理科后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弃医从文，后去燕京大学学习，期间著有小说《斯人独憔悴》、短篇小说《超人》，特别是诗集《繁星·春水》令冰心一举成名，成为“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坛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事事凑巧，有一位与冰心同时期的女作家也姓谢，名字与冰心又有一字重合，此人就是谢冰莹。

冰莹1906年生，湖南新化人，原名谢鸣冈。父亲给她取这个名字，其意为“凤鸣于高岗之上”，凤的叫声婉转清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冰莹”是有一次发表文章时编者给她加上去的，她很喜欢这个名字，再发表文章多数都用这个笔名。谢冰莹是个传奇人物，天生有股侠女般的英气，少年时代的谢冰莹就有当木兰替父从军的志向。20岁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脱去红妆换上戎装的谢冰莹与赵一曼、罗瑞卿成为同学，仅仅经历短暂训练就踏上了北伐战场。她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女兵，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兵作家。在艰苦的战场她撰写了《从军日记》发表于《中央日报》副刊，谢冰莹的文字柔中带刚，尽显湘妹子的直率与泼辣，《从军日记》被翻译为英、日十几种文字出版，受到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的高度评价，谢冰莹也因此扬名海内外。北伐战争失败后谢冰莹回到家乡，等待她的却是家庭的包办婚姻，新郎是她童年时的老家“发小”。谢冰莹当然不从，又担心男方太丢面子，于是在洞房里和新郎动之以理晓之以情的谈心，新郎无言以对始终一言不发，聊累了新郎就兀自睡觉，冰莹则趴在桌上写日记，就这样两人苦撑了三天三夜，新郎才觉得自己实在不配上做这位才女的丈夫，最终登报解除了婚约。

1937年从军的谢冰莹

谢冰莹辗转多年两次去日本留学，“七·七”事变，谢冰莹为救祖国危亡愤然回国，组织“湖南战地妇女服务团”，自任团长开往前线。在火线上救助了大批伤员并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又写下极具历史价值的《抗战日记》。

谢冰心通过《从军日记》知道了谢冰莹，而早在谢冰莹读中学时就已通过诗集《繁星》和《春水》记住了冰心。更有意思的是，在那个通讯和交通都极不发达的年代，姓名相仿又完全陌生的两位女作家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还真的相逢在了一起。

1943年春天，谢冰莹在成都教书，这时候恰逢燕京大学迁到成都，而谢冰心被母校邀请也前来成都讲学。谢冰莹仰慕谢冰心已久，主动托人带口信给谢冰心：“烦请问家姐一声，何时有工夫，我好拜访她。”那人很是尽力，不久捎来谢冰心回信：“请转告舍妹，等我的事情办妥，就去看她。”这一来一往心有灵犀的口信把这位帮忙的朋友搞得一头雾水，问谢冰莹道：“你们一个‘家姐’一个‘舍妹’，难道你们真的认识啊？”谢冰莹笑答：“当然不认识喽。”

谢冰心在成都的燕大礼堂做《闲话燕园》的演讲，这是个细雨连绵的下午，台下的听众里坐着慕名而来的谢冰莹。讲座后，冰莹向冰心走来握住冰心的手说：“姐姐，妹妹冰莹看你来了。”冰心激动的流泪道：“自从读了你的《从军日记》，就一直想着能见到你这个倔强的妹妹，今天终于见面了。”两人攀谈许久，相见恨晚。

关于谢冰心和谢婉莹的故事多数到这里便画上了句号，1948年谢冰莹去台湾教书，后旅居美国旧金山，两人此生就见了这一次面。谢冰心和谢冰莹的故事是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为解放前战争烽火中的现代文坛增添了轻松柔美的色彩。

然而，谢冰莹的一生充满坎坷。她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被日本人逮捕，受尽严刑坚贞不屈；她曾经历过四次逃婚三次婚姻，她的第二次婚姻是她嫁给了自己的心上人，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但随着丈夫的被捕入狱，他们也逐渐失散，好在他们育有一女。也就是在成都与冰心见面的前一年，谢冰莹去桂林与失散多年的女儿见面，遗憾的是，女儿并不愿意跟她走，她只得和女儿拍合影留念，从此再无团聚。

谢冰心虽然远离战火貌似过着相夫教子教书写作的平静生活，但战争的残酷毒液渗透进那个时代每个人的骨髓里，令人听到飞机的隆隆声都会不寒而栗。冰心和她的家人即便在陪都重庆也整天东躲西藏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饱受缺医少药和食物缺乏之苦，更无奈的是，她藏在燕京大学来不及带走的15箱珍贵古籍书画，全部被侵略者抢走，她站在已成为断壁残垣的家门口，默默的肃立着。她在这场战争中唯一庆幸的是，她还活着，她还健康的活着。

许多人都知道谢冰心与谢冰莹的故事，还发掘史料期待找到她们再次相见的证据，很遗憾，她们的那次见面也是此生的最后一次。

文革后，谢冰莹给《湖南日报》写信寻找她年轻时的挚友新闻工作者严怪愚——他们既是同乡，也是一同采访过台儿庄战役的战友。严怪愚的儿子严农知道了谢冰莹和谢冰心的故事，就请远在美国的谢冰莹为自己的文章《长城的故事》题写序言，后来他又辗转写信给冰心的女儿吴青，希望谢冰心为自己的作品题签，于是谢冰莹的撰写的《序》和谢冰心的题签同时留在这篇作品上，严农非常开心，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冰心、冰莹喜“相逢”》。

冰心曾说过：“我和谢冰莹不是亲姐妹，而胜似亲姐妹”。她们都是长寿老人，冰心活了99岁，冰莹活了94岁。如今，这两位只见了一次面的文坛女杰，终于在天国长长久久地聚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