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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者道之动
读《曾国藩家书》,曾统帅湘军围剿太平天国,先后攻下岳阳,收复武昌、汉阳,又夺取长江要隘梅家镇,在长江南岸重镇九江摆开战场,可谓战功赫赫。他在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的家书中写道:“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来犒军者络绎不绝。”按理说,此时的他应是意气发舒、得意洋洋。可接下来,他写道:“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报,享此荣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慎,现在但愿官阶不再进,虚名不再张,常葆此以无咎,即是持身守家之道。”他却是战战兢兢,欲求“缩”、求“退”的心理。
他攻下武昌、汉阳时,咸丰下旨让他署理湖北巡抚。这是正二品的官,官阶未升,可地方官比京官的实权大多了。加之,他的湘军不是国家正规军,军饷得向地方政府募集,地方官不支持,就比讨饭还艰难。若自己当了地方官之长,那筹集军饷就是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他的确很需要这个职务。当时,他还处于母亲的丁忧期,被圣上夺情去平乱。若马上接受皇上的加官,恐被天下斥为功利心重。故上疏委婉谢绝。谁知他的奏章还未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就收回成命,改升其为兵部侍郞。官阶未变,但又成了一个对地方无掌控权的京官。他只当了七天的署理巡抚,就被调任。只因小人对皇上进谗言,说他凭丁忧之身,就能振臂云集,组建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给予他地方大权,更是如虎添翼,将来反叛亦是不无可能。所以咸丰立马改变主意。清代的朝廷有满汉之辨,皇上想利用汉官,又不放松对汉官的戒备,故汉官总是活得很憋屈。曾国藩深知自己战功越大,名望越高,树敌也越多,皇上对他也更不放心。故而愈发小心谨慎。他此处的求“缩”、求“退”是发自本心,而非迷惑世人的道术。
王阳明也是立了战功,未得封赏反遭污蔑。王阳明处理方式是高调地宣称:吾心光明。头颈骨昂昂起,一副绝不屈服硬汉形象,更遭致政敌的憎恨。
两个人的区别还不在于面上的装与不装。王阳明不装是他心里就认为外界对之不公。曾国藩其实也不装,他心里时时有盛极而衰的危机感,所以功劳越大时,人反而越收缩。
假如一个人总能看到事物的反面,他的言行举止就不会过度的表现。观看一视频,说北京一对九零后,卖了月供一万八房贷的住房,花两万一月租房住。理由之一为可以缩减购物欲。因为物品多,搬家太辛苦。
我于是恍然大悟,前半辈子之所以成为购物狂,积了一屋子的书、衣服及餐具,就是因为房子大,储物空间多。居住空间就像人类的体外器官,空间大,物欲也随之撑大。按曾国藩的理论,住上大房子,就需时刻提防物欲的扩张。否则就成了房奴、物奴。大房子不仅没带来宽敞舒适的居住体验,反而增添肉体和金钱的负担。故此“反者道之动”的理论确是持身守家之道。
自查:
阅读:《曾国藩家书》21页。
瑜伽:零
热量:饮食摄入1895大卡,运动消耗224大卡,多吃254大卡。增重0.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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