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摘录)

如果一个数学家发现自己在写关于数学的东西，他会感到很忧伤的。因为数学家的工作是做实事，比如证明新定理，使数学有所发展，而不是谈论自己或别的数学家干了些什么。

政治家蔑视时事评论家；画家蔑视艺术评论家；生理学家、物理学家或数学家一般都有类似的感觉。做事者对评论者的蔑视是最深刻的，总的来看也是最合理的。解释、评论、鉴赏是次等工作。

我曾与豪斯曼(Housman)有过几次认真的交谈，我能记得其中有一次我们争论过上述看法。豪斯曼在他所作的题为《诗歌的名与实》的报告中，曾非常坚决地否定他是个批评家。而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否定方式是异常偏执的。在报告中，他还表达了对文学批评的赞赏态度。这些都令我大惑不解。

在此报告的开头，他引用了22年前在一次演讲中的一段话：

我不能说文学批评是否为上帝从他的珍宝库中拿出来赐予我们的最好礼物，但是，好像上帝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在赠送这一礼物时，上帝的态度肯定是极为审慎、郑重的。与遍地丛生的草莓相比，演说家和诗人……是稀罕的；但与哈雷彗星的回归相比，他们就平常得多。而文学评论家可就不那么平常了。

接着他写道：

在这22年中，我在一些方面取得了进步，而在另一些方面退步了。但是，我的进步还没使我达到成为一名文学评论家的程度，而我的退步也没有使我幻想自己已经成了一名文学评论家。

我曾认为，一位伟大学者和高雅诗人写出这些话来未免可悲。过了几个星期，我在餐厅见他就在我身旁时，便大胆地跟他说了自己的想法。我问他，他的意思是否真的希望人们非常认真地对待他说的话。我还问他，在他看来评论家与学者及诗人的生活是否可以相提并论。整个晚餐时间我们都在争论这些问题。我认为最终他还是赞成了我的看法。看来对这样一个不再反驳我的人，我没必要宣扬我所获得的胜辩。但是最后，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也许不完全是”，而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大概不是”。

对豪斯曼的感觉或许尚有令人怀疑之处，而且我也并不希望宣称他是站在我这边了。然而作为科学家的感觉是毋庸置疑的，我有着完全一致的感觉。假如那时我发现自己正在写的不是数学，而是“有关”数学的什么东西，那就是在声明弱点，为此我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更年轻、更富有朝气的数学家的蔑视。现在我写书来谈论“关于”数学的问题，是因为我也和其他的年过六十岁的数学家一样，不再有新思想，也不再有精力和耐心来继续有效地进行自己的专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