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分析1982年美国传世科学审判中所采用的科学划界标准以及其所引起的科学哲学家关于科学划界问题的论战，指出了科学划界的社会性、政治性和必要性，并认为科学划界标准问题的一个可行的发展方向是“在历史和社会的情境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多个视角寻找符合历史和社会需要的划界标准，从而拒斥伪科学”，而科学实践哲学为这一发展方向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观点。
关键词：创世科学；科学划界；伪科学；科学实践哲学
1. 引言
1981年3月19日，美国阿肯色州政府签署了1981年590号法案（Act 590 of 1981），名为“平等对待创世科学和进化科学法案”（BalancedTreatment for Creation-Science and Evolution-Science Act）。该法案的核心内容是要求该州内所有公立学校关于科学或认为是科学的课堂教学、教科书和图书馆的资料以及其他教育计划中，对“凡是涉及人类、生命、地球和宇宙起源主题的内容，要予以平等对待” [1]。同年5月27日，美国公民自由协会（ACLU，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向州地方法院递交诉状，以触犯政教分离条款（the EstablishmentClause of the First Amendment）、违背言论自由条款（theFree Speech Clause of the First Amendment）以及不符合正当法律程序条款（the Due Process Clause of theFourteenth Amendment）[2]宣称590号法案违宪。最终，主审官William R. Overton以590号法案违反了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政教分离条款而做出该法案违宪的裁决，结束了这场“世纪审判”。
这场审判的焦点在于说明“创世科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当时，Overton法官采纳了Michael Ruse等专家证人提出的科学标准，论证了“创世科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从而得出结论“既然创世科学不是科学，那么不可避免地得出，590号法案的惟一实际效果是支持宗教” [2]。虽然案件本身尘埃落定，但此次审判采用的科学标准和论证逻辑却引发了人们对科学划界问题的激烈争论和深层思考。
2. 创世科学的科学性质判定
证明“创世科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是整个审判的关键。590号法案第4条(a)款将“创世科学”（Creation-science）定义为关于世界被创造的科学证据以及从这些科学证据中得出的推论。创世科学包括的科学证据以及有关推论指出：（1）宇宙、能量和生命从虚无（nothing）中突然（sudden）被创造出来；（2）突变（mutation）和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不足以使所有生命种类从一个单个的有机体发展出来；（3）变化只发生在最初被创造的植物与动物种类的固定界限之内；（4）人与猿的祖先是不同的；（5）由灾变论（catastrophism）来解释地球的起源、历史和状况，如世界范围内大洪水；（6）地球和各种生命出现于相对较近的时间（a relativelyrecent inception）[1,2]。该法案认为“一些科学家认为已得到的科学证据及其推论很好地支持了创世科学，所以创世科学是关于起源问题的另一个可选择的科学模型，和进化科学一样建立在严格的科学立场之上，并不涉及任何宗教信条”（第7条(j)款）[1]。
Overton所采纳的由M.Ruse等专家证人提出的科学标准，认为科学应该具有五个基本特征：（1）它以自然规律为指导；（2）它必须是通过论及自然规律进行的解释；（3）它在经验范围内是可以检验的（testable）；（4）它的结论是试探性的（tentative），例如，不一定是最终的结论；（5）它是可证伪的（falsifiable）[2]。Overton从590法案给出的“创世科学”定义分析，认为其既缺乏合理的教育价值，又不满足上述的科学基本特征，如：创世科学认为万物从虚无中突然创造以及用灾变论如世界性的大洪水等的观点来解释地球的地质变化，依赖了超自然力量的干预，无法用自然规律解释其发生及存在，是不可检验的和不可证伪的；“人与猿有不同的祖先”只是单纯的论断，既不能解释任何现象，又没引用任何科学事实或理论；它认为“变化只发生在最初被创造的植物与动物种类的固定界限之内”，其“种类”（kinds）的范畴没有科学定义，而“地球和各种生命出现于相对较近的时间”观点中“出现于相对较近的时间”（arelatively recent inception）没有任何科学意义，而且关于这两个论点的推理没有涉及任何自然规律，无法用自然规律解释 [2]。
Overton还认为，590号法案所定义的“创世科学”甚至不满足最宽泛的科学定义。因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知识不需要立法承认而成为科学。此外，尽管创世论者声称“创世科学”是科学，但没有一个公认的科学杂志曾经发表过支持创世论的论文，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创世论者的科学论文曾被科学期刊拒绝过。创世论者的方法学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创世科学并非科学。科学的结论则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试验性质，它只关心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而创世科学的出发点是坚信它的论点具有绝对真理性，并且求助于超自然力量来解释自然现象。科学家总是通过收集新的经验事实，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修正；而创世论者不但不去发现新的事实来支持他们的论点，而且在不利的证据面前依然固守他们的信念，甚至不惜歪曲科学事实和科学原理 [2]。于是，Overton得出结论，“既然创世科学不是科学，那么不可避免地得出，590号法案的惟一实际效果是支持宗教”。
3. 对科学划界问题的思考
3.1. 科学划界的社会性、政治性和必要性
审判结束之后，科学哲学家LarryLaudan对Overton法官的论证逻辑和Ruse提供的科学标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就所采用的科学标准而言，Laudan认为标准本身是有问题的：一方面，“必须是通过论及自然规律进行的解释”要求太强；另一方面，可检验性、试探性和可证伪性则是非常弱的要求。这使得科学的许多内容都不能满足Overton使用的科学标准，而这些标准又构成了非常弱的要求，使创世论者只需对其理论稍加调整就可以满足。他认为，“问题的核心不是创世论是否满足严格的甚至极具有争议的科学标准，真正的问题是，现有的证据是否对进化论比对创世论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持” [3,6]。另一位科学哲学家Philip L. Quinn也支持Laudan的看法。他认为尽以缺乏“世俗的立法目标”这个理由就足以说明590号法案违宪，而不需要证明“创世科学”不是科学。与Laudan一样，他认为Ruse的标准不足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应该去论证创世科学是“坏科学”（或“弱科学”）而不是“非科学”。
而Ruse则认为，因为590号法案的立法依据是“创世科学”是科学，因此证明其不是科学是非常重要的。在司法上，两人建议的反驳方式和策略在力度上是不够的，因为宪法只禁止法律偏袒某种派别的宗教而不是“坏科学”（或“弱科学”）[3,8]。如果“创世科学”确实是“真正的科学”，那么要论证这项法律的根本目的是提倡宗教，缺乏世俗的立法目的，将会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3,9]。
从逻辑实证主义和KarlR. Popper的绝对标准，到Thomas Kuhn和Imre Lakatos等的相对标准，Paul K. Feyerabend和Larry Laudan等的消解标准，直至PaulR. Thagard和Mario Bunge等的多元标准，科学划界标准经历了其自身的内在发展历程，也衍生出主张划界与消解划界这两大对立传统。对于前者，存在着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如果非科学的内容自称是科学，那么它就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在他们看来，“创世科学”就是一种伪科学。而对于后者，或许根本不存在任何普遍的标准能够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也就不能断定“创世科学”是否非科学，只能论证它是“坏科学”或“弱科学”。由Ruse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科学划界问题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由于伪科学和反科学现象仍在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科学事业的发展，社会需要有相对明确的划界标准来指导实践。正如ImreLakatos所言：“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不只是书斋里的哲学问题：它与社会和政治密切相关。” [11]
3.2. 科学实践哲学的兴起和科学划界问题的发展方向
自历史主义以来，科学哲学家通常承认科学与伪科学之间没有绝对的划界标准。但“没有绝对的划界标准”并不意味着“没有划界标准”。而在与伪科学的斗争中，我们更是需一个科学划界标准。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科学实践哲学为划界问题提供了一些值得参考的观点。
科学实践哲学本身并没有讨论科学划界问题，但是“它必然逻辑地引向这样地对待划界问题实质上蕴涵的那个问题”[12]。它把科学活动看成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有形式，并试图对科学实践的结构和变化的主要特征做普遍性研究。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传统的科学哲学都是“理论优位”（theory-dominated）的科学哲学，而科学是实践活动的领域，应当是“实践优位”（practice-dominated）的 [13]。它认为，“科学实践必然是地方性的、社会性的，因此，建基于地方性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知识不仅一开始就不是普遍性知识，而且在本质上就一直保留着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品格；而科学知识似乎具有的普遍性品格只是它表面的外套，其本身不是去地方性的结果，只是被标准化的结果”。同时，科学在其主要和根本的意义上，“不是表征体系，而是实践活动”。科学实践哲学还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可以通过文化研究的方式（如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方式）加以研究” [12]。
科学实践哲学的内核在很大意义上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原则。何以判断一种研究是科学？是合理有效的，而且应该是规范的实践。在这样的科学哲学体系下，一些被原来的传统科学哲学排斥为非科学的知识由于具有了联系自然的实践活动领域的品格，我们也可以按照“科学”知识加以对待、研究和处理，例如我国的传统医学——中医。
结语
尽管哲学家无法一劳永逸地建立起完善的、普遍的、公认的科学划界标准，但是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又时刻面临着“区分科学与非科学或伪科学”这一问题。科学划界标准问题的一个可行的发展方向，就是“希望在历史和社会的情境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多个视角寻找符合历史和社会需要的划界标准，从而拒斥伪科学” [3]。科学实践哲学无疑可以推动这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运动具有的反复性和无限性，如果将科学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则科学划界标准这一建立在科学实践基础上的认识也必将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动态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1] Act 590 of1981[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1982, 7(40):11-13.
[2] William R. Overton.Creationism in School: The Decision in McLean versus the Arkansas Board ofEducation [J]. Science, 1982, 215(4535): 934-943.
[3] 张增一.科学划界: “世纪审判”案例分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4, 26(1): 10-14.
[4] 陈强.决策情境中的科学哲学——创世学审判的启示[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1, 17(7): 11-15, 33.
[5] Larry Laudan. Commentary:Science at the Bar-Causes for Concern [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Values, 1982, 7(41):16-19.
[6] Larry Laudan.More on Creationism [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1983, 8(1): 36-38.
[7] Philip L.Quinn. The philosopher of science as expert witness [C]. in But Is It Science,ed. by Michael Ruse. Buffalo,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8: 367-385.
[8] Michael Ruse. Responseto the Commentary: Pro Judice [J]. Science, Technology , & Human Values, 1982,7(41): 19-23.
[9] Michael Ruse.The Academic as Expert Witness [C], in But Is It Science, ed. by Michael Ruse. Buffalo,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8: 386-394.
[10] 王巍.科学哲学问题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11] Imre Lakatos. Science andPseudoscience [C],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 by M. Curd & J. A. Cover. New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20-26.
[12] 李静静,吴彤.科学划界标准新探[J].科学学研究, 2007, 25(3): 425-429.
[13] Joseph Rouse. 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Press, 1987.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