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前后的一个秋天(父亲是63年为村里回来的),下着小雨,全队的人都到东北边子去抢地瓜干,晒在地上的地瓜干已经半干了,如果不拾起来,不用两天就烂了。那时地瓜干还是主粮。
拾完地瓜干往回走,经过队里的一片萝卜地,我们走在沟畔的小路上,萝卜地比我们走的地面高出丈余。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谁敢上去拔个萝卜,谁就是好样的”。没人上去。看萝卜的小子叫树敏,比我小一岁。声音尖尖的很厉害,且六亲不认。
半天没人敢上去,我披着自己用蒲草系的蓑衣,爬上斜坡,拔了个萝卜就往下跑。还是被树敏发现了,尖叫着跑过来。我赶紧把萝卜又扔到了地里。他还是不依不饶的大声嚷嚷。恰好被走在后面的父亲他们看到了,树敏拿着萝卜朝我父亲又吵又叫。
一个村支书的女儿拔了队里的萝卜,被看萝卜的小子当众叫唤,又失身份又没面子,心里窝了一大把火。
母亲比我们先到家了,到家就坐到织布机上织布。那时家里穿的衣服和油盐酱醋都靠母亲织布支撑。队里的活要干,家里所有的事儿要管。父亲就是外边的人,一门儿心思在村里。
母亲正专心织布,父亲回来就朝母亲大吼,嫌她管教的孩子不好。母亲还不知发生了啥事,三说两说,俩人就吵起来了。声音之大,惊动了邻居,好几个人来劝架。吵闹声,劝架声,乱作一团。
事情是由我引起来的,我却没有勇气站在他们中间去承担责任。吓得站在院子里不知所措。
西院子里有一堆我划拉回来的刺槐树叶,在雨水中,本来卷曲的叶子都伸展开了,呈现出淡淡的黄色。
我把本来堆着的树叶,用手一捧捧的抛洒在院子里,宣泄着内心的无奈。看着一地的金黄,我想离开这个家。首先想到的是大姨家,去大姨家,再也不回来了。大姨家有五个表哥表弟,没有女儿,大姨曾说她喜欢女孩。
劝架的人都走了,父亲余怒未消也走出去了。
剩下的情节全都记不住了。我终究没去大姨家。
那个下雨天,那片萝卜地,那个被拔起来的青萝卜,那个尖着嗓子一边喊一边跑着追我的小男孩,还有家里的吵架声和满院金黄的树叶子,都深深的定格在抹不去的记忆里,清晰可见。
少年(二)一个萝卜闹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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