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研究的文化，那可就不只是表面上的文化现象了，他们还需要研究生活在特定社会里的人是怎么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的。换句话说，人类学家不仅要研究人们怎么做，更要研究他们怎么想。比如说，在一个土著部落里，土著们怎么理解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眼中，疾病是什么，要用什么方法治疗？土著们为什么要在特定的仪式上跳特定的舞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装在土著们的脑袋里，需要人类学家当面向他们请教，把答案问出来。
来自跨国旅行、饮食和医疗三方面的挑战。其实，奈吉尔遭遇的挑战可远不止这些。为了办理各种手续，他还必须和喀麦隆的各级官员展开拉锯战；他还要想办法在部落里的各方势力之间斡旋，用钱和礼物打通主要的信息渠道；因为跨国转账的复杂手续，奈吉尔的研究经费迟迟没有到账，他又不得不求助于同样身处异国的同胞，向当地的欧洲传教士借钱渡过难关。这样大大小小的挑战一个接着一个，把奈吉尔折磨得筋疲力尽。
在研究中，奈吉尔面临的挑战，可不只有这一个方面。他还需要对每天收回的大量信息进行整理，从多瓦悠人的只言片语里，发现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再顺藤摸瓜，找到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建立一套能够解释多瓦悠社会文化的完整理论。这里面的每一环都涉及复杂的工作方法。
奈吉尔明白，他的研究还有一项重大的缺陷。随着研究的深入，奈吉尔发现，在多瓦悠社会里，男性的成人礼是一种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奈吉尔长达十五个月的研究期间，多瓦悠人始终没有举行成人礼。奈吉尔审视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就像望着一幅拼图，四周大幅的画面都已经拼好了，但正中央却是一个空洞，成人礼这块拼图，他还没能拼上去。
这时候，摆在奈吉尔面前的是人类学研究的一项终极难题：研究课题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就像人的身体一样，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它自身的时间节律。比如说，在中国，你要是想看到张灯结彩的元宵节，就必须等到正月十五，其他的日子里，人们不会做节日里的事，你也没法让人们专门表演给你看。多瓦悠社会也是这样，只不过这个社会的时间节律更加难以预料。多瓦悠人的成人礼通常每隔六到七年才会举行一次，而且具体的日期还会因为天气、作物的收成、准备仪式用品的进度等等的原因而变更。眼看着签证即将到期，成人礼却迟迟没有举行，奈吉尔只好无奈地结束了他的研究工作，带着遗憾返回了英国。
奈吉尔前后两次前往喀麦隆，对多瓦悠人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研究，却终究无缘见证多瓦悠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成人礼。回到英国后，奈吉尔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在学界内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不过大概连奈吉尔自己也没想到，他把这两次研究的经历写成了两本幽默的小册子，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两本小册子合并出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天真的人类学家》。今天看来，奈吉尔的名字在群星璀璨的人类学大咖们中间显得并不起眼。但他的这部作品，却帮助一代又一代年轻的人类学者，了解了这一行的苦辣酸甜。
《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本书，是用非常风趣幽默的语言写成的，许多读者的阅读体验是捧腹大笑。但是作为一名曾经的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我从书里读到的是研究工作的艰辛。奈吉尔的研究发生在1970年代，但是直到今天，人类学家们仍然面临着相似的挑战。
前段时间，我的一位老同学只身前往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进行一项人类学调研。我对约翰内斯堡毫无概念，又十分好奇，就打电话给她，想听听她在那里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正在电话里天南地北地聊着，她突然压低声音告诉我，她暂时不方便通话，她乘坐的汽车正在通过一个暴力犯罪严重的街区，她需要保持安静，时刻警惕，免得被流弹击中，说完就挂掉了电话，只留下我在电话的这一头发呆。
就在我写下这篇说书稿的同时，我的这位老同学仍然在南非开展研究。奈吉尔那一代老前辈经历过的危险、疲劳、孤独和面对不确定性的无助，今天的这一代学者们仍然在经历着。这似乎就是人类学家这帮人的宿命，他们要亲自走进非洲的山区、南亚的庙宇、太平洋上的小岛，或者欧洲的难民营，睁大一双天真的眼睛，向那里的人们天真地发问。正是因为有了这群天真的人类学家，我们才有机会了解，在那些不为人知的遥远社会里，其他的人类同胞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也因此对他们多一些同情，少一些猜忌。这或许就是人类学家这个职业存在的意义。愿他们的眼睛永远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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