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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资本主义：竞争 冲突 危机》
被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视为不完全竞争的大部分现象，都可以表示为真实竞争的一系列必然结果。在真实竞争中，制定价格的企业试图通过提供更低的价格排挤其竞争者。削价的生存优势属于生产成本更低的企业，因而企业拥有不懈的动力降低成本，追求更低的工资，开发新的成本更低的技术。劳资之间关于工作时长、工作强度和报酬的冲突，资本向更廉价领域的流动和永不停息的技术变革都基于此。相应地，实际工资、生产率和生产的资本密集度的水平与路径，决定了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与路径。
真实的宏观经济学既不是供给侧的，也不是需求侧的——它是利润侧的。当然，集合的供给和集合的需求从来不会直接匹配，而是围绕着彼此无休止地波动。于是，动荡的均等化再一次出现，这次是在总体集合的水平上，通过商业周期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的波动表现出来。
就像在生物学和物理学中一样，在经济学中，流动和扩散也是密切相关、齐头并进的。
消费者面临的社会和文化压力，在性质上不同于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对企业而言，（因竞争而）灭亡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新古典理论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对称性处理完全是错误的
尽管刺激性政策在短期内能对产出和就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一旦触碰到净利润率的限制，这些积极影响便会被抵消。
1982—2007 年，美国的工资份额下降，利润率保持稳定，利率降低了一半多，因此净利润率显著上升，失业率也从大约 10% 下降到 4.6% 。史无前例的政策驱动型全球利率下降与缺乏管制的金融活动的全球扩散携手并进，由此产生的金融和投机泡沫最终在 2008 年破裂。更近地， 2003—2010 年，巴西的卢拉政府连续两届致力于一项有益的工作，即扩大消费和减少贫困。这使得巴西的失业率下降，增长强劲，增速达到年均 4% ，工资份额上升而利润率下降。到 2011 年，巴西增长开始回落，在 2015 年，其增长率急剧地由正转负。所有这些情况的教训就是：成功的刺激政策必须管控好对价格、工资和利润率产生的影响。
一个其制度、规则和政治结构都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巨大而显著变化的体系，是怎样做到仍然遵循同样的基本原理的呢？答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利润驱动力始终保持着核心地位，其支配性创造了一个力场，塑造和连接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结果。这才是“看不见的手”的恰当含义。
国家当然可以影响事件的进程，但它总是在一个动荡的逐利的舞台上发挥作用。竞争和冲突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通过社会化福利和税后购买力再分配，对有关工作条件、失业福利和最低生活水平的斗争做出回应。然而，政府干预仍然没有消灭复现的萧条。
尽管如此，鉴于制度和国家政策具有的缓冲作用，对广大人群而言，较长时期的滞胀也许还是比剧烈的崩溃略胜一筹。
资本主义的效率由创造利润机会并将其兑现这二者组成。从长期来看，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也导致了严重的不平等。它驱动着这些相互矛盾的过程：它吸纳了一些工人，同时也替代了另一些工人；它倾倒有毒物质，也清洁有毒物质；它创造抗癌药物，也生产致癌商品。海洛因的生产与销售、色情文学和性交易，都是有组织且利润丰厚的全球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正统经济学的巧妙把戏之一，在于把由此带来的社会互动归结为各种各样的外部性。这是理论花招。
自由贸易并不能使每个国家都具有同等竞争力：与国内竞争一样，国际竞争青睐的是遵循真实竞争法则的低成本生产者。
当下的正统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对这种真实存在的二元性提出了一种解释方法。新古典主义抓住有序的一面，而撇清无序的一面，或至少将其放逐为理论死水。在这一制度中所感知到的有序，被重塑成市场这只始终完美的“看不见的手”的至高无上的最优。反过来，这种最优又被投射回微观个体，即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人”（ representative agents ），是他们最为理性的选择造就了这种最优。
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运作兑现承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兑现承诺。
有序不等同于最优化，无序也不等同于失序。在无序中并通过无序产生的有序是一个整体，它是一种无视预期及偏好的无意识的客观力量。而这恰恰是这一制度活力的根源。
在有新创造购买力的情况下，虽然短期产出比在没有新创造购买力的情况下更高，但长期产出比在没有新创造购买力的情况下更低。
在发达国家的所有官方报告中，只要一个人在一周内“做过任何获取报酬或利润的工作”，他 / 她就会被统计为“就业”
自然增长率作为生产率增长和劳动力增长的总和，其自身是对利润率的反应：技术变革的速度取决于劳动力的相对成本，而劳动力的增长通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劳动力的输入对利润激励做出反应。进而，由利润驱动的增长，就会像马克思和古德温分析的那样，能够带来持续的失业率。这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与局限具有重大影响。
个体确实会做出选择，而且选择很重要，但是前面提到的一般模式并不取决于这些细节。这意味着人们不能简单地在总体层面比较相互竞争的微观模型。我们必须深入微观层面本身。那么很明显，我们并没有理由回避实际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多变性和偶尔的疯狂性。多样性应当受到欢迎，而非受到压制。
生产班次的长度与劳动强度的社会决定意味着，我们不能认为固定或可变系数生产模型代表的仅仅是“技术”条件。
从真实市场中产生的动荡有序只能在持续的无序中并通过持续的无序达到，而货币则是它的总经纪人。
在现代法定货币体系下，国家价格水平是由货币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直接决定的，但是以一种不同于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方式进行的。
不是事物的性质，而是它在其中运作的过程使它成为资本。资本也不是由其耐久性定义的：像黏土模具这样的流动资本可能仅持续不到一年的时间，而像机器这样的固定资本可能持续数十年。另外，如家用汽车和住宅这样的耐用品是私人财富的一部分，而不是资本。实际上，一辆车对个人所有者来说可能是私人财富，而相同型号的汽车对等待其（以合适的价格）被售出的汽车经销商来说可能就是资本。
总利润有两种来源：第一种来自财富转移，第二种来自以剩余产品形式生产的新财富。这是区分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基础，前者以“低买高卖”为基础，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存在，而后者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基础。
不论各个行业采用何种价格，当剩余产品为零时，总利润为零。即使所有产品的销售价格翻一番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也使同样的原料投入与劳动力（假设实际工资保持不变）的再生产成本翻番：企业作为卖方集体获得的总收益会同时因作为买方而损失，因此总实际经济利润仍然为零。相反，只有在存在正的剩余劳动时间与相应的正的剩余产品时，绝对总利润才存在。同样地，绝对价格水平翻番并不会提高实际总利润，因为它也使所有成本翻番。
斯密、斯拉法、凯恩斯和后凯恩斯的总利润理论实际上都依赖正剩余产品的存在。新古典理论则与之不同，因为它既有基于转移的利润的概念（源于纯粹交换模型），也有生产利润的概念（源于总生产函数）。这是斯图亚特理论的回归，但现在的重点在于通过将利润视为对节制与企业家精神的奖励而证明其合理性。把对利润的解释与对其合理性的证明区分开来是重要的。斯密和李嘉图将利润与租金解释为对劳动净产品的扣除，但并不怀疑资本家或地主有权占有这些流量。马克思同样清楚地意识到，资本家和地主（像所有的统治阶级一样）拥有社会建构的“权利”去榨取剩余劳动——正如某些时候工人获得抵抗的权利一样。这三位著作者都对资本家持批判态度，而新古典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则倾向于赞扬资本家。
利润动机从本质而言具有扩张性：投资者试图收回多于投入的货币，如果成功的话，他们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反复投资获利，与其他和他们做着同样事情的投资者相互对抗。有些人获得了成功，有些人仅可以生存，而有些人则彻底失败了。这就是真实竞争，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对抗性的，在动荡起伏中运转。真实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调节机制，它与所谓的完全竞争之间的差异，就像战争和芭蕾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
企业是价格设定者，竞争迫使其价格与价格领导者保持一致。
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的事实不意味着二者是接近的，因此我们不能用后者代替前者。其次，与真实竞争中的定价行为和成本削减行为相一致，企业被迫选择的是成本最低的可复制性生产条件——这里的成本被定义为通常商业意义的成本，包含单位折旧、原料和工资成本。一旦我们将固定成本考虑在内，单位成本最低的技术就不同于利润率最高的技术。此外，既然实际市场总是动荡的，那么所有的选择都必须是“稳健的”，即面对着成本、价格和利润率的正常波动，它依然保持合理有效。因此，技术选择的恰当的方法论是随机论，而非决定论。
竞争被认为只有在存在众多价格接受型的小企业且每家企业都追求自身目光短浅的利益时才普遍存在。
熊彼特称赞瓦尔拉斯的价格接受型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人模型，但他接着也指出，它的静态性质不能与新技术和新商品的持续创造相兼容。他建议引入创新带来的扰动以拓展完全竞争模型，但几乎没有分析由此产生的价格和利润模式。
传统的（李嘉图）自由贸易理论并不是在竞争环境中展开的，而且被非主流经济学家视为反对（完全）竞争的证据的那些模式恰恰可以通过真实竞争得到解释。从真实竞争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一直都在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展开——它普遍有利于低成本生产者而不利于高成本生产者。
成本更低的企业更常成为竞争的胜利者，而成本更高的企业则会更常成为失败者。这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核心筛选机制。亚当 · 斯密强调，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资本运作中，“追求个人利益是唯一动力”。
尽管葡萄牙在最初对于两种商品都有更低的基于成本的价格，但是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国际竞争最终会选择英国的企业成为生产布的调节资本，而葡萄牙的企业只作为生产酒的调节资本。在真实竞争理论中，任何一个行业中的价格领导者（调节资本）都是单位成本最低的企业，“成本”这一概念在恰当的商业意义下可以被定义为单位工资、原料价格和折旧的总和。
古典贸易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竞争上可持续的实际汇率水平的稳健政策的规则，这一规则显然优于人们普遍采用的购买力平价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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