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的成功与败落。
山西之富，不是因为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恰恰相反，山西地瘠薄，民多田少。
“家乡那么贫困，那么拥挤，怎么办呢？可以你争我夺，蝇营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饥挨饿；可以埋守终身，聊以糊口；当然也可以破门入户，抢掠造反。”但山西人没有选择上面的任何一条路，而是选择了“走西口”。
“义无反顾的出发并不一定能到达预想的彼岸。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与他们良好的人格素质有关。”
其一，坦然从商。
士、农、工、商，是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地位序列。商人处于末位，虽不无钱财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而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则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
其二，目光远大。
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整个中国版图都在其视野之内，他们始终凝视着全国商业大格局，不允许自己在哪个重要块面上有缺漏。票号的建立最能显现山西人的目光，他们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将东南西北的金融脉络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
其三 讲究信义。
山西商人能快速的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结对城邦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只要稍以色列，山西的商业史料便立即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相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的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构成一种商业大气候。对联号系统之外的商家，他们也会尽力帮助。更是具备“大商人心态”：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
其四，严于管理。
山西商人最早发现的年代全国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山西商人却并没有表现出放纵习气，而是加紧制定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许多山西商家的“号规”，内容不仅严密、切实，而且充满智慧。即便从现代管理学的眼光去看，也很有价值。
有了以上几个方面，当年“走西口”的小伙子们也就像模像样、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一代中国富豪的行列。
然而，山西商人在风光数百年后，何以败落？
我们来看看余老的分析。
“他们人数再多，在整个中国还是一个稀罕的群落，他们敢作敢为，却经常遇到自信的边界，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
“是时代，是历史，是环境，使这些商业实务上的成功者没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他们只能是一群缺少百亿的强人。一波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还不能掌握的住自己的掌柜，他们的出发地和终结点都在农村，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是他们可追慕的唯一范本。于是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作为。在我看来，这正是山西商人在风光数百年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败落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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