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足迹几乎遍布了宋朝的全部疆域，生活阅历极为丰富。在文学、书法、绘画等各个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跌宕起伏的经历和丰碑式的成就，跟苏轼具有开放、豪放、深厚的人文情怀、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是分不开的。主观的原因是这些性格特征，客观的原因则是人生节点中重要的几个人。
一、学习榜样——父亲苏洵。
苏轼的父亲苏洵，少年时经常跟无所事事的少年瞎混，到25岁时才觉醒了，开始大量阅读，到27岁时文章开始小有名气，这对两个儿子树立了读书的好榜样。苏洵参加科举，久试不中，觉得跟不通音律有关，于是把大儿子苏轼送到天庆观学习音律。之后在外游历多年之后，亲自教授苏轼和苏辙作文。还找了开馆受学的刘巨，知益州张方平，到最后带着两个儿子进京，拜见文坛领袖欧阳修，都体现了作为父亲的苏洵，不但做了苏轼的学习的榜样，还竭尽全力把孩子向仕途推送。从这里看出苏轼取得的成就，跟父亲树立的榜样和悉心栽培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慧眼伯乐——恩师欧阳修
欧阳修乐于提携后生，是名副其实的伯乐。在苏洵带着张方平的介绍信来到京城后，欧阳修就多次公开称赞苏轼的文章的写的好。后来把苏轼介绍给韩奇、富弼等人，这些政坛勋旧以国士待之，一时间苏轼成为了文坛政届的的新星。可见苏轼在科举仕途的道路上，欧阳修的功不可没，如果没有欧阳修这位文坛领袖做推手的经历，估计也就不会有以后的苏东坡了。
三、官场对手——同僚王安石
说来很巧，王安石也是欧阳修最欣赏的两个人之一。但后来王安石主政变法，苏轼站在了对立面。除了政治革新方向不同，还有学术思想不同，苏轼、苏辙、苏洵融汇儒释道，在追求礼仪中注重人情，在褒扬道德中颐养心气，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称为“蜀学”。而王安石讲究道德和性命，认为人具有感觉和思维能力，可以认识万物，具有实用主义，称为“新学”，这种价值观的不同，导致后来针锋相对，在王安石变法中苏轼一致处于对立面。如果没有王安，就不会有强烈的变法和后来的文字狱，更不会有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脱和豁达。
苏轼的朋友圈很大，他自己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对苏轼产生过影响，但父亲苏洵、恩师欧阳修、同僚王安石才是促成苏轼浮沉一生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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