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置酒之后，刘邦曾想长久都于洛阳，但留侯张良等人认为洛阳虽为重地，但不宜为都；并提出了入都关中的建议。于是刘邦采纳了张良之建议，即日动身入都关中。长乐宫建成之后，丞相以下人员全部迁入长安。此时的长安就是咸阳，只不过刘邦以改朝换代的气魄，把它改称为长安罢了；当然他在咸阳故地渭城一带又扩建了新城。刘邦喜欢改名，这是他标新立异性格的一个体现；汉八年，他率军东击反叛的韩王信余寇于东垣之地，遂将东垣改称为真定。
这一年，担任丞相的萧何开始营造未央宫。建立起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阙就是门观，高达三十丈。未央宫坐北面南，以北阙为正门，又设东阙东门；却无西、南之阙。北阙又称玄武阙，东阙又称苍龙阙；所有上书奏事之徒都要通过北阙而入。有人说萧何如此设计是采用了什么法术，以保证汉王朝的长久存在；有人说这是因地制宜。汉高祖刘邦平定叛乱归来，看到宫阙非常壮观，不但不高兴，反而对萧何大怒道：“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即说天下动乱难已，我们苦战多年，到现在成败尚不能完全确定，你为何要随便地过度营造宫室呢？刘邦发怒深有其理，国家刚刚结束大规模的战争，生产荒废、民不聊生，百废待兴，要想改变这一切，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你萧何凭什么大造宫殿、浪废钱财与资源呢？
对于刘邦发怒，萧何十分理解，也深知其中道理。但他既有接受批评的胸怀，也有借此把自己的想法禀报刘邦的胆量。他虔诚地答道：“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即说天下正未大定，所以可趁此时机顺理成章地营造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所居之处不壮丽就不足以显示地位之高和威望之重。同时不允许后世之人超过您宫室的规制啊。
刘邦听后立刻高兴起来。其实两人的说法都有道理。刘邦讲的是节俭、是善始，百废待兴之时不可过度营造宫室，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要把精力财力和资源用在实现天下大定上来。萧何讲的是营造宫室对于天下大定、树立汉天子的权威、维护汉王朝统治的重要作用；要抓住时机，把充分体现皇帝威重的宫室建造起来，使宫室成为四海仰望之所，成为汉朝庭的地标性建筑。萧何之言隐含了一个时机问题，即在天下尚未大定之时建造宫室，人们不会过多地关注它；如果天下大定之后你再去建造它，必定引起人们过多地关注甚至反感。萧何之精明可见矣，其时机把握如此之好。
刘邦当时批评萧何，因为当时天下确实尚未实现大定。汉五年，以前的临江王驩为项羽打抱不平而反叛刘邦。同年十月，燕王臧荼反叛，攻下代地。接着就是利畿反叛。汉六年，有人上书楚王韩信谋反，刘邦擒韩信又封其为淮阴侯。这“四连叛”之后，汉七年，匈奴攻打马邑；倍受刘邦器重的韩王信竟然与匈奴同谋，反叛于太原。马邑本是秦人在武周塞那个地方所筑之城，城将筑成之际，数次发生崩塌；后来有一匹马反复地在这里驰走。父老们以此为异，决定根据马的周旋范围而筑城，结果崩塌现象再未发生，于是就命名此城为马邑。其实此地就是雁门一带。在韩王信反叛的同时，上郡的白土县的曼丘臣、王黄等人把原来的赵将赵利扶立为赵王，反叛汉朝庭；刘邦再次亲自率军平叛。“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即此番出征正赶上天气大寒，士卒中十分之二、三的人都被冻掉了手指，汉军遂到了平城。没料到陷入匈奴大军的围困之中，七天之后靠陈平出奇计才摆脱了重围。刘邦令樊哙拿下代地之后，刘邦想起了自己的哥哥刘仲，就把他封为代王；但此人不是当官的料，后来在匈奴的威胁攻击之下，他弃代地而逃。无论是刘邦平叛还是萧何营造宫室，都是为了汉室天下，为了政权的稳固和社会安定。两者异曲同工，只不过时机把握须稳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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