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就是所要学习的信息量是有限的。理查·麦肯恩评论说：“你如果想了解12世纪的文化，那么你可以列出3000条每一个知识分子都知道的语录.……你可以为此制出一个表格。”当时的教育方法，甚至在最高层次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就是记忆。教师通过问答的方式，通过规范定义的办法，甚至全部用讲课的方式，训练学生的记忆能力。确实，只有少数人才有资格参加比较自由的辩论。即使在大学里，学生也都买不起书籍，所以必须记忆教师在课堂上的演讲。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延续到大规模的印刷术成为可能的时期。这一点，我们从一篇描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出来：
“学生们得不到注释、语法书、古代词典或字典以及神话选集的帮助，所以讲课者必须口述被引用的文句，全面重复类似的段落，解释地理与历史的隐喻，详细地分析句子的结构……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大批学生的面前只有纸和笔。他们耐心地坐着，记录着老师讲的话。讲课结束的时候·他们每人都带走一本草稿，其中包括教科书的手抄本和大量的笔记，含有批评的、解释的、伦理的、美学的、历史和传记方面的内容。换句话说，他们记录了一整本书的内容，做出了专心听讲的学生所能做的最完整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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