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来回忆我的美术老师的话，我实在写不出多少字来，我对她接触既少，认识不多，只有一个统一的印象就是她很酷。是的，很酷。常年一套迷彩服，一身从上到下，都显得有点紧，有时也戴个帽子，迷彩的。不戴的时候，她的短发偶尔被风吹着划过脸颊，她用右手去理头发，我看到她的眼角隐隐约约的几条皱纹。老师好像不那么年轻了，可是依然那么酷。
我甚至不知道老师的老公，或者说男朋友是不是学校里的另一个美术老师，我记得我们学校就只有他们两个美术老师，一男一女，酷得一模一样。男老师也是一身上下迷彩服，有两点不同的是，男老师的衣服没有女老师的紧，所以他拦腰给自己栓了一条皮带，把上身系紧；另一点不同的是，男老师的帽子几乎不摘。即便摘下迷彩帽，他还会戴上另外一顶帽子，在我们男生看来，那样更酷了。
在我们那个小地方，人们对于酷的理解似乎有点偏颇，所以很多男生看上去都是杀马特，女生看上去都是非主流，衣服破洞裤子脱丝，走路就像半身不遂；而老师们，一本正经，死气沉沉，根本对我们的审美起不到什么引导作用。可是即便在这样的环境里，两个老师的装扮还是被一致叫好，所以我想，杀马特非主流们的内心一定都有更美好的愿景，只是没有人来引导他们罢了。对了，我是要说我们男美术老师的另一个帽子。那是一顶安全帽，老师在离开学校的时候就会脱下迷彩帽戴上安全帽，因为老师都是骑着摩托车离开学校的，他的摩托车据说是太子，在那个年纪，我以为摩托车都是轰轰烈平头车，我以为安全帽都是漆红全套大块头的，只有我们美术老师的那么特别，我现在才知道，那是二战时期空军飞行员的帽子，所以我现在才发现，我们的美术老师就像《敦刻尔克》里的汤姆哈迪一样酷。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并不是想说这些，我只是想到有一天，我们上了一节美术课，那节课别开生面，老师要带我们去山上写生，那是我第一次上美术课，也是第一次接触户外写生，格外惊奇，所以即使是时隔十年的今天想来，还是记忆犹新。没想到我人生第一个让我耿耿于怀的十年就这样来了，从去年以来，我就开始惦记这个十年的到来了。没想到它真的到来了。可是在今晚，我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坐在窗前，徒然看着南边的两颗星星（写到这里我抬头看了一下，我以为会变多的，没想到还是两颗），东边的月亮升起更高了，相比昨晚，月亮瘦了一些。唉，这日子艰难的，月亮都一天比一天瘦下去了。我就坐在窗前，我能做什么呢？酒也没有，喝了个米酒屁都不顶。只好听歌啊，听到《陌上花开》就开了单曲循环，一遍一遍地循环了。
去年还是前面还是什么时候，我坐火车遇到一个女生，那天我也是听着这首歌，迷离地看着外面划过的贵州山水，那个女生忽然问我在听什么歌，我怕《陌上花开》说出来她不知道，就说我在听河图的，她探过身来把手机拿过去，耳机也拿过去，忽然就笑起来。那是南京艺术学院的笑，我现在都还记得，那天她笑起来，露出左边那颗可爱的小虎牙，告诉我说《陌上花开》是她最喜欢的歌。她在南京艺术学院，学美术的。
那天老师要带我们去山上写生，一班人都激动得不得了，就好像个个都多喜欢画画一样，其实我们那个班后来真的学了美术的只有一个，和我也算好朋友，那时候在女生里她有点特别，别人脖子上的绳子都是系成蝴蝶兰，她一个人系出了大丽花。大丽花别名也叫大理花，我想，这个朋友大学去了大理学院是有所注定的。那天老师带我们去山上写生，我们什么作画的工具都没带，老师说带我们出去，她指导我们，回来再把印象画出来就行了。现在回想，这种方法对于把我们培养成印象派画家说不定是有所用途的，可惜，一星期一节的美术课常常被英语数学充占了，一颗颗未来可以成为艺术家的脑袋都在那时候成了榆木脑袋。对于课业沉重的我们来说，户外写生无异于把一群猴子放出了铁笼，本来我想说放虎归山的，不过想想我们就是猴子，至今还是猴子。那天就更加是猴子了，人家的一片梨园几乎全被我们糟蹋。
那天我们到山上写生，见到了一棵樱花树，我想写这篇就是因为这棵樱花树。那天男同学都爬到树上，撇、折、摘下一束、支、朵樱花给女同学，大概是，心怡谁就送给谁吧。我看到她站在人群中手里没有花，脸上有失落，就去要了一束樱花，想要送给她。我看到她站在人群中，手里没有花，脸上很想要花的样子，我却犹豫了。我遇到了一个难题，我不知道该以什么名义送给她――同学吗？别的男同学也没有给她；朋友吗？那些和她玩得比我好的男同学也没有给她，甚至她喜欢的男同学也没有送花给她，我怎么给呢？所以我犹豫了，直到老师说回去，花还在我的手上没有送出。
那天我把花带回学校，带回宿舍，我们宿舍对门是她们宿舍的后窗，我想可以把花从窗子里塞进去给她，等到天黑下来的时候，我就把花扔了，扔在那块平整的土场上，和那些灰尘一起。
这样算什么呢？
我不知道。
如果我也酷就好了，不非得像美术老师那样标新立异，墨守成规的酷也好啊。如果我够酷，我就可以把花送到她面前，说，给你。就这么中规中矩的酷就好了啊。
陌上花开这首歌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