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的构成
人类需要和其他人接触，对此我们经常认识不足。人类是非常社会化的动物。如果剥夺了和他人的紧密接触，这会给人带来很多痛苦。人类社会属性的核心部分正是对亲密关系的需要。亲密关系和泛泛之交至少在六个方面存在差异：了解程度、关心程度、相关依赖性、相关一致性、信任度、忠诚度。
首先，亲密的伴侣彼此间有着广泛的、私人的、秘密的了解。他们熟知彼此的经历、爱好、情感和心愿，而且一般不会把这些信息透露给其他人。亲密的伴侣关心对方，彼此能从对方身上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伴侣了解、理解并欣赏自己，其亲密程度就会增加。
亲密伴侣的生活也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方的行为会影响另一方的行为目标和行动能力。亲密伴侣的相互依赖性是指他们彼此需要的程度和影响对方的程度，这种相互依赖是频繁（经常影响彼此）、强烈（彼此都有显著的影响）、多样（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影响彼此）和持久的（彼此影响的时间很长）。当人际关系发展到相互依赖的程度时，一方的行为在影响自己的同时也影响到对方。
事实上，这种称谓的变化（从“我”到“我们”）常常标志着人际关系发展到了微妙而又意义重大的阶段，此时新伙伴刚刚认识到彼此间产生了依恋。使得亲密关系易于保持的另一个特点是信任，期望对方会善待和尊重自己。
最后，亲密伴侣通常会忠诚于他们的亲密关系，希望他们的亲密关系能持续到地老天荒，并为此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这种忠诚一旦丧失，曾经的恩爱情侣、知心朋友也会日渐疏远、貌合神离。
事实上，这种要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强烈而又普遍的内驱力，或许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本性。研究者发现，如果我们要正常地生活和保持身心健康，就需要在长久、关爱的亲密关系中经常与伴侣愉快地交往。在亲密关系中包含有人的归属需要，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为满足归属需要，我们努力和他人建立和维持亲密的人际关系，我们还期待与那些了解、关心我们的人交往和沟通。个体需要的亲密关系无需太多，几个便可。归属需要得到满足后，我们建立其他人际关系的内驱力就会降低（因而人际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归属需要和我们伴侣的身份、地位并无多大关系，只要他们能给予我们持续的关爱和包容，我们的归属需要就能得到满足。
当我们珍视的人际关系出现危机时，我们就会魂不守舍，进而陷入癫狂痴迷，这充分表明亲密关系对我们的重要性。归属需要的力量还表现在，当人们长期处在极度孤单状态时，会表现出强烈的紧张应激反应；任何对期末关系构成威胁的事物，都让人难于接受。
亲密关系的丧失会损害人的身体健康，人们离婚后比婚姻关系美满时的血压更高，免疫系统更弱。当大学生孤独无伴时，免疫反应会变弱，更易患上感冒或流感。如果人们的归属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则很可能比幸福的伴侣死得更早。纵览人的一生，那些朋友和爱人都很少的人，比有充满关爱的亲密伴侣的人死亡率更高；一项历经9年的大规模纵向研究发现，缺乏亲密关系的人比正常人死亡的概率高出2-3倍。一些心理问题，如抑郁、酗酒、饮食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症也更可能侵扰那些缺乏社会交往的人。总的来说，我们的幸福感看来取决于归属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
为什么我们这样强烈地需要亲密关系？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社会化的动物？可能的解释是：归属需要是人类长期演化的产物，逐渐成为所有人共同的自然倾向。这种观点的逻辑在于，由于早期人类生活在很小的部落群族里，生存环境恶劣，到处是长着獠牙利齿的猛兽。所以，孤僻的人比合群的人在繁衍子女和养育后代的成功率上更低。这种环境下，能够与他人形成稳定持续、充满关爱的人际关系的个体倾向，就具有演化学上的适应意义，有这些个体倾向的早期人类，其子女更可能生存、繁衍下来。结果人类的特质也缓慢演化为：十分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极力寻求他人的认同和亲密接触。无论这种演化论的假设是否完全正确，在21世纪的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十分关注自己与他人依恋关系的质量。如果我们的生命缺乏亲密关系，我们就很容易迷失人生方向，患上疾病和心理障碍。众所周知，衣食住行乃生活必须，但归属需要却表明亲密感情也是美好生活所必需的。
然而，婚前同居并不能确保随后的婚姻幸福美满；相反，同居增加了夫妻离婚的危险，原因有很多。同居的情侣比已婚夫妻忠诚度要低，因为同居的情侣还有选择的机会。所以同居的情侣比已婚夫妻经常面临更多的冲突和出轨。平均来看，已婚夫妻比同居情侣在性事上更忠诚，同居情侣分手的可能性是夫妻的5倍。所以，同居充满变数、前景难料，人们同居的时间越长，对婚姻的热情越低，越容易接受离婚。随意同居会损害人们对婚姻的积极态度和维持婚姻的决心，这种态度和决心是婚姻美满幸福的支柱。但不要过分夸大这一结果，不要以为只要在婚前同居就会危害亲密关系，研究也发现，情侣如果已经订婚，那么在婚前的几个月住在一起，同居的这些负面影响并不会出现。然而，长期看来，把同居当成“试婚”的流行观念的确会提高而不是降低离婚率。
性别比率：看特定人群中每100位女性对应多少位男性。如果性别比率高，也男多女少；如果性别比率低，则男少女多。高性别比率的社会（女性较少）倾向于支持老式、传统的两性性别角色，即男主外女主内，妻子在家相夫教子，丈夫外出工作养家。这种文化形态在性生活上也相对保守。理想的新娘应该是处女，未婚先孕让人蒙羞，公开同居几乎绝迹。离婚不受欢迎。相形之下，低性别比率的社会（男性较少）倾向于颠覆传统，也更为宽容。鼓励妇女外出工作以自立，默许（虽不提倡）婚外性生活的存在。如果不慎怀孕，成为未婚妈妈也无可厚非。妇女穿的裙子都要更短一些。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形可能有所不同，但这种基本模式却是贯穿整个历史的。古罗马时代性别比率低，以骄奢淫逸而闻名。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性别比率高，以贞洁守礼而著称。
人际关系专家认为这种文化波动并非偶然现象。在他们看来，社会规范的演变总是要满足那些掌握经济、政治和法律权利的强势人群的利益。在上面提高的文化中，强势人群是男性。因而，当男女数量发生变化时，人际关系的规范总是向着有利于男性的方向变化。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和接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的文化标准。
人际关系还受到个体经历和经验的影响，最好的例子就是对人际关系总体取向有重大影响的依恋类型。几年前，发展心理学家就发现，婴儿对其主要抚育者（常为妈妈）的依赖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人们普遍认为，某些婴儿只要饥饿、尿床和受到惊吓，就能发现马上会得到悉心的照顾和呵护。婴儿哭喊时，慈爱的抚育者总是如约而至，得到此种呵护的小宝贝们就能舒心地依赖他人，觉得他人可以信任，能从别人那里获得安全和友善。结果，这些儿童就发展出安全型依恋：他们快乐地与他人交往，很容易与他人发展出轻松信任的人际关系。
其他婴儿的情形可能不同。如果大人对孩子的照顾无法预测而且并不持续，抚育者有时热情关注，有时却心不在焉、焦急烦躁，有时根本就不出现。这些孩子就会对他人产生焦虑、复杂的情感，这种依恋类型就是焦虑—矛盾型。这些孩子由于不能确定抚育者是否以及何时会回来关照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会变得紧张和过分依赖，表现出对他人的过分贪求。
最后第三组婴儿的抚育者在关照孩子时，带着拒绝或敌对的态度勉强为之。孩子就会认为他人是靠不住的，因而在与他人的关系上畏缩不前，表现出回避型依恋。回避型依恋的孩子经常怀疑和迁怒他人，不容易形成信任和亲密的人际关系。
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人际经验会影响个体后来人际关系的发展轨迹。当儿童面对陌生、危险的环境时，安全型的儿童会跑向妈妈，很快安静下来，然后开始勇敢地探索陌生的新环境。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则会大哭大闹，紧紧抱住妈妈，完全不顾父母的安全保证。而回避型的儿童往往躲开大人，保持和父母的距离，即使在害怕时也不愿意发生亲密接触。
孩子表现出的这些依恋类型生动鲜明，但直到研究者发现成人在处理亲密关系时也会表现出类似的反应方式，依恋类型才真正引起了人际关系研究者的注意。
研究者很快发现，成人有四种而非三种依恋模式。人际关系专家巴塞洛缪指出，人们之所以要避免和他人亲密接触，是因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原因。一种情况是人们期望和他人交往，但又对他人戒心重重，害怕被人拒绝和欺骗。另一种情况是人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真正地喜欢我行我素和自由自在，而不愿意与他人发生紧密的依恋关系。
因此，巴塞洛缪认为成人有四种依恋类型。第一种安全型，和儿童的安全型依恋完全相同。第二种痴迷型，是巴塞洛缪给焦虑——矛盾型的新名称，因为这种类型的人若要感觉心安，就得过分地依赖于他人的赞许，所以他们过度地寻求认同，沉溺于人际关系。
第三种和第四种依恋类型反应了两种不同的“回避型”。恐惧型的人因为害怕被拒绝而极力避免和他人发生亲密关系。相反，疏离型的人认为和他人发生亲密关系得不偿失。他们拒绝和他人相互依赖，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自力更生，也不在乎他人是否喜欢自己。
现在普遍认为可以在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区分这四种依恋类型。首先，人们在回避亲密的程度上有差别，这会影响人们接纳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的难度程度。在亲密关系中感到舒心和轻松的人，回避亲密的程度就低；而与伴侣亲密接触时烦躁不安的人，其回避亲密的程度就高。其次，人们还在忧虑被弃的程度上有差别，即害怕他人认为自己没有价值而远离自己。安全型的人在与他人亲密接触中非常安心，不会担心别人会苛刻对待自己；因而能积极快乐地寻求亲密、相关依赖的人际关系。相形之下，其他三种类型的人充满焦虑和不安，在亲密关系中如坐针毡。痴迷型的人渴望亲密接触但害怕被拒绝。疏离型的人并不担心被拒绝，但却不喜欢亲密接触。至于恐惧型的人则两者兼有之，在亲密关系中坐立不安又担心亲密关系不能长久。
需要注意，回避亲密和忧虑被弃这两个依恋维度能由低到高连续变化。这就意味着，虽然我们能很方便地讨论依恋类型的差异，好像它们不会重叠，是分离、纯粹的类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不要绝对化地理解依恋类型。应该这样来理解依恋的复杂性：存在忧虑和回避这两个重要因素，它们塑造了在人际交往中人们表现出的全部适应性行为。这两个因素都重要，如果你比较任一维度上的高分和低分人群，就会发现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差别很大。而得分只要不太悬殊就无关紧要，即使因这些得分不同可以把他们归结为“安全型”和“疏离型”等不同依恋风格。的确，最近的依恋研究不再简单地把人们分为安全、痴迷、恐惧或疏远四种类型，而是给出人们在忧虑和回避两个维度中的相对位置。
尽管如此，把依恋类型分为四类简单明了，所以仍广泛沿用，深入人心。在1990年前，研究者只探讨三种依恋类型：安全型、回避型和焦虑矛盾型。现在则一般认为有四种依恋类型，但不会认为他们是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对立类别，而是用作称呼不同忧虑和回避分数组合的便利标签。依恋风格差异最大的地方或许表现在“安全型”和不安全型的人（高忧虑被弃或高回避亲密，或兼而有之）。现在的重点是，依恋类型看似是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适应行为，这种适应大部分是从与他人交往的经验中习得的。我们带入新的人际关系的癖好和观点，部分来自于与以前伴侣的交往经历，这是人际关系适应行为最好的例证。
任何人际关系都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婴儿和成人的行为表现都会反过来影响到对方对待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比如，父母都知道婴儿天生具有不同的气质和唤醒水平。有些新生儿具有轻松快乐的气质，有些则好动闹腾。个性和情绪性的天生差异也使儿童的养护难度高低有别。因此，婴儿获得的养护水平部分地取决于儿童自身的个性和行为；这样，依恋类型一定程度上受到与生俱来的个体特质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儿童的气质对其受到的养护水平只有中等程度的影响，基因对依恋类型的影响也不大。相反，正如发展心理学家起初所认为的那样，个体经验在塑造人际关系的依恋类型上起着重要作用。母亲对待新生儿的行为可以预测儿童长大后的依恋类型：在亲密关系中满足、快乐的母亲，他们的孩子也倾向于拥有这种风格，而不安全型的母亲则往往有不安全型的孩子。事实上，在孩子还未出生时，根据母亲的依恋类型来预测儿童的依恋类型，其准确度高达75%。怀孕时快乐的准妈妈与焦虑矛盾的准妈妈相比，在1年后前者的孩子更可能具有安全型依恋。而且，即使婴儿天生难缠、易怒，如果训练母亲们养护婴儿时的敏感和反应性，他们的孩子则比没有接受类似训练的母亲的孩子更可能表现出安全型依恋。母亲对儿童依恋类型的影响在学前期仍未结束。7年纪的青少年接受的养护能预测他们成年后在爱情和友谊中的行为表现；父母给予关爱和支持的少年在数年后对待恋人和朋友更加热情。毫无疑问，年轻人把从家中学到的经验应用到了以后的人际关系上。
然而，我们并不会被动地受童年经验的束缚，因为依恋类型不断地受到我们成人后经历的影响。依恋类型既然是习得的，就可能被遗忘掉。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恋类型的确会发生新的改变。一次悲痛欲绝的分手会让原本安全型的人不再安全，一段如胶似漆的恋情也能慢慢让回避亲密的人不再怀疑戒备亲密感情。在两年之内，足有三分之一的依恋类型可以发生实质变化，令人欣慰的是，不安全依恋比安全依恋更容易改变。
尽管依恋能改变，但它们一旦确定后，既稳定又持久，并影响人们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加强已有的行为倾向。例如，恐惧型的人如果坚持孤僻，回避相关依赖，就可能永远不会发现有些人可以信任，发现亲密可以令人心安，这又加剧了他们的恐惧型依恋。如果没有大起大落的新经历，人们的依恋类型可以持续数十年。
所以，我们对亲密关系性质和价值的总看法，看来是由我们体验到的亲密关系的经验所决定的。我们幼时对人际交往价值和他人是否可信的观念，起源于我们与抚育者的交往，根据运气的好坏，我们就此走向了信任或恐惧的亲密关系之路。这段历程永远不会停止，同行者随后给予的阻碍或帮助会使我们的方向和道路发生改变。视乎人际交往经验的不同，我们习得的依恋类型既可虽时间发生变化，也可永久保持稳定。
个体差异的影响
依恋类型一旦形成，就决定了人们与他人交往时显示出的独特个体特征。每个人都是由不同的经验和特质组合而成的独特个体。这些经验和特质又塑造了不同的能力和偏好，正是这些差异影响了我们的亲密关系。例如在爱情关系中，情侣双方某些依恋类型的匹配可能比其他的匹配要好得多，也就是说，更让人满足和稳定。假若痴迷型的人爱上了疏离型的人，就产生了依恋类型的不匹配。痴迷型的人会因对方的感情疏远而气馁，而疏离型的人则会因为对方的依赖干预而烦恼。双方都不如与安全型的爱人相处轻松。一点也不奇怪，我们与某些人相处融洽，而与另一些人格格不入，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正态曲线的特点有二：第一，大多数人的才华或能力只比平均水平略好或略次;第二，大多数特质的极端水平，即过高或过低的特质，都十分罕见。拿身高来说，特别高或特别矮的人很少，大部分人的身高都在同性平均身高的3~5厘米上下浮动。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正态曲线？因为一般人对男女两性的认识都存在刻板印象，把两性在兴趣、风格和能力上的差别过度夸大了。比如，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对性事感兴趣。
心理学上关于两性差异的三个重要观点：
- 有些两性差异的确存在，但非常小。
- 男人或女人性别内的行为和观点差异远大于两性之间的平均差异。
- 由于两性的行为和观点在正态分布上重合的程度如此之大，以致即使平均得分低的性别中也有许多人的得分高于另一性别的平均得分。
归根结底，由于两性之间的共性如此之多，所以在人际关系科学研究的许多维度和方面，其相似性远高于差异性。其实，“性别差异”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只强调两性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相似性，这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所以，宣扬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根本就是误导人，因为它根本就不对。
所以，亲密关系中的性别差异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般重要和有影响。常识倾向于美化和夸大性别差异，这可能是因为把个体分为男女最简单，并能方便地给他们贴上不同的刻板印象标签。也许，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并进行更复杂和精确思考的应该是个体差异，而非性别差异。个体差异才是影响人际交往的更重要的力量。无论男女，人们在很多方面彼此各异，这些差异一般都比性别差异更能影响人际关系。
性认同差异。
确切地讲，性别差异指的是源自身体的两性生物性差异。相反，性认同差异指的是由文化和教育引起的两性在社会性和心理上的差异，或者叫社会性别。例如，养育子女后，女性为母亲，男性为父亲这就是性别（生理）差异；但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有爱心，更关心孩子的社会共识，则反应的是一种性认同差异。许多男性和女性一样充满柔情、富有爱心地关心下一代，但如果我们希望和鼓励女性成为儿童的主要抚育者，那么我们就会在养育风格上人为地制造文化上的性认同差异，这种性认同差异既非自然本性，也非与生俱来。
要分清性生理和性认同的差异殊为不易，因为加诸于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期望、教育训练和他们的生物学性别差异常常混淆在一起。
性认同最好的例子是性别角色，即社会文化所期待的“正常”男女应有的行为模式。男人当然应该有“男子气”，他们应该自信、独立、果敢、能干、好强。女人就应该有“女人味”，热情、敏感、感情丰富、友善。大多数人都认为男人和女人是“相反的”两性，因此全世界都不同程度地期望男性和女性有各自不同的独特社会行为。然而遗传在决定人们的自信或友善倾向时只起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作用，大部分行为是后天习得的。文化的影响持续而广泛，它通过社会化和榜样学习，促使我们期待所有的男性都应该彪悍，所有的女性都应该温柔。
然而，刻板印象并不像你认为的那般符合现实中的人；只有一半人的特质刚好符合性别角色期望。相当多的人（约35%）并不是完全的“男子气”或“女人味”，他们既自信又热情，既敏感又独立。这些人同时拥有传统上认为应该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特质，因而被称为双性化。
实际上，由于这些词语容易使人误解，研究者常用其他词汇来代替。把与任务有关的“男子气”的才能称为工具性特质，把与社交和情感有关的“女人味”的技能称为表达性特质。这两类特质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实际上，最好把工具性和表达性看作男性和女性都拥有的、能高低变化的两组不同技能。双性化的人既有工具性又有表达性特质。其余的人（15%）要么是在传统上属于异性的技能高（跨类型），要么两组技能都低（未分化）。
不管怎样，人际关系的研究者都特别关注性认同差异。因为正是这些差异“实际上造成了许多不和谐”，最终导致人际关系失败，而不是让男性和女性变得更融洽。从相遇的那一刻起，传统的男性和女性并不如双性化的人那样欣赏和喜欢对方。
人们一旦投身于亲密关系之中，就期望得到关爱、温情和理解。表达性低的人（不怎么热情、温柔、敏感）不太容易付出这些热情和温柔；也不怎么充满深情。因此，长期看来，与表达性低的配偶结婚的人就不如与那些更敏感、贴心和友善的人过得满意。
另一方面，低工具性的人（缺乏自信和个人魄力的人）往往不如那些高工具性（任务导向的技能高的人）自尊程度高和适应能力强。在“应对事务”上有能力和效率的人通常自我感觉良好。
人格
人们之间的某些重要差异（比如依恋类型和性认同差异）是由经验塑造的，经历岁月会发生变化，但也有些个体差异却更为稳定和持久。人格特质会影响人们一生的人际交往行为，人格特质较稳定，长期也只会缓慢地变化。
然而，最重要的大五特质可能是那个有消极作用的特质：神经质。神经质越强，人们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越低。神经质的人容易发怒和焦虑，这些不良倾向又往往引起人际交往的摩擦、悲观和争执。
现在请注意，人格影响人际关系的程度远大于人际关系影响人格的程度。例如，人们是否会结婚，似乎有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某些人生而具有的人格使得他们比其他人更可能晚婚，而且这种倾向不大会受到他们后来经历的影响。然而，即便是顽固的人格特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
自尊
大多数人喜欢自己，也有人不喜欢自己。对自我的评价构成了自尊。如果对自己的技能和特质持有正面评价，自尊水平就高；如果怀疑自己，自尊水平就低。因为高自尊的人一般比低自尊的人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所以大家都认为自我感觉良好有益身心。
社会测量学具有启发性的主导理论认为，自尊是人们的主观测量器，即“社会关系测量仪”，测量我们与他人人际关系的质量。如果他人喜欢我们，我们就喜欢自己；如果他人积极地对待我们并看重与我们的关系，自尊水平就高。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别人——如果别人似乎并不在意我们是否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自尊水平就低。根据社会测量理论，自尊就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因为它是满足我们归属需要的演化机制。这种观点认为，因为生殖成功取决于能否待在部落里以及被他人接纳，所以早期人类对能预示他人拒绝的任何排斥信号都变得敏感起来。自尊就成为心理测量器，提醒人警惕他人的拒绝接纳，他人的厌恶和冷漠会逐渐使人也厌恶起自己来。
毋庸置疑，比如，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对异性有吸引力，则自我感觉就会良好。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到的尊重明显地影响到随后的自我评价。详而言之，人际间的拒绝会损害人们的自尊，而其他沮丧事件则不会。在许多领域，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自我评价看起来极大地受到我们假想中其他人的看法影响。
进一步的证据是，我们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如果他人不喜欢我们，我们要喜欢自己非常困难（的确，这样做很不现实）。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能从他人那里获得足够的接纳和欣赏，长期处在低自尊的人就会形成负面的自我评价。
有时，非常不公平。有些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却成了糟糕人际关系的牺牲品。尽管他们招人喜爱，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却因为他人的苛责对待产生了低自尊。当这些人进入伙伴更友善、更欣赏的新人际关系又会怎样呢？他们接受到的新反馈能否慢慢提高他们的低自尊呢？
这却未必。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研究发现，低自尊的人有时低估伴侣对他们的爱，从而损害亲密关系，还觉知到根本就不存在的伴侣的漠视。自我评价低的人很难相信伴侣真的、深深地爱着自己，结果，他们往往都对爱情能否持续不乐观。这又使他们对伴侣偶尔的糟糕情绪反应过度；与高自尊者相比，他们会感受到更多的拒绝，经历更多的伤害，变得更容易发怒。这些痛苦情感使他们更难建设性地行动，以应对臆想中的危险。当亲密关系出现挫折时，自我评价高的人却能拉近和伴侣的距离，努力修复亲密关系，低自尊的人则防御性地把自己隔离起来，生闷气，乱搞一通，还觉得自己更加糟糕。
默里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变得依赖他人时总要冒很大的风险。与亲密伴侣的紧密联系让我们享受到支持和关心的丰厚回报，但如果发现伴侣不值得信赖，也让我们容易受到背叛和拒绝的极具破坏性的伤害。高自尊的人因为对伴侣给自己的爱恋和关心充满信心，即使亲密关系出现困难也能和伴侣拉近距离。相反，低自尊的人持续地怀疑伴侣对自己的关心和信赖，所以一旦情况变糟就从伴侣身边抽身离去，从而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默里指出，我们都需要在与他人的联系和自我保护间保持平衡，但低自尊的人总把他们脆弱的自尊心置于亲密关系之前。结果是，低自尊的人的自我怀疑和敏感脆弱使他们从无数的琐事中制造出堆积如山的问题。
因此，低自尊好像既来自人际关系，又影响着随后发生的人际关系。似乎我们的自我评价至少部分地取决于我们与他人交往的质量。这种自我评价影响着随后与新伴侣的交往，新伴侣又进一步证实我们人际关系的价值。可以这样说，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来自于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并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后续发展。
人类本性的影响。
演化心理学有三个基本前提假设。第一个假设，性选择使人们成为今天这样的物种。性选择意味着能更成功地繁殖后代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与大多数人认为的相反，演化和适者生存一点也没关系。你是死还是生并不是个问题。演化的关键是繁殖后代。尽管所有的有机体都会死亡，但并非所有的有机体都能繁衍后代。而且在能繁衍后代的有机体中，有些繁殖的后代数量更多。
这种观点认为诸如归属需要这类动机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特征，是因为它具有适应性，赋予拥有这些动机的个体某种繁殖优势。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寻求与他人亲密合作的早期人类可能比那些不合群的孤独者更容易繁殖后代和遗传基因。长此以往，到了一定程度时，与他人交好的愿望就具有了遗传性。性选择使得归属需要越来越普遍，生下来就没有归属需要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与这个例子一致，演化学原理认为：任何普遍的心理机制之所以以它目前的形式存在，是因为它一直在帮助人类解决过去的生存或繁殖问题。
第二个假设，演化心理学认为两性之所以存在差异，只是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们在过去面临着不同的繁殖困境。
显而易见，男女双方为生育孩子投入的最低限度的时间和精力有很大差异。对于男人，最低要求可能只是一次射精；如果有足够多的能生育的女伴，男人一生可以生养数百个孩子。而女人只有在绝经前才能生孩子，每生养一个孩子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男女双方在生养孩子上的养育投入的生物学上的差别，引起了男女双方在选择配偶时进化出不同的策略。可以想见，考虑到女性的繁殖能力有限，那些认真挑选配偶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更为成功，而那些挑选配偶不太认真仔细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没有这么成功。男性刚好相反，那些追求和利用每一个交配机会的乱交式的男人繁殖更为成功。如果他们频繁地变换性伴侣，其后代可能不容易存活，但是这种（养育）质量上的不足可以用（孩子）数量来弥补。所以，当今的妇女在选择性伴侣时比男性谨慎得多。他们要求男性伴侣聪明、友善、有声望、性情稳定，而男性选择女性伴侣则不会这么苛刻，女性也不像男性那样对随便、不忠诚的性行为感兴趣。或许这种性别差异是长期演化的结果。
另一个繁殖上的性别差异是女性总是能确知某个孩子是否是自己亲生的。相比之下，男性则会遭遇父系不确定的困扰；除非他完全自信伴侣会忠于他，否则他不可能绝对确定伴侣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或许正是这个原因，男人对于红杏出墙的威胁分外警惕，一般也不如女人那么确定伴侣对自己的忠诚。这种性别差异也可能是长期演化的结果。
演化学的观点还能用来解释人们在短期和长期性行为策略上的不同。男女双方在短期的艳遇和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中所追求的异性的特征存在差别。详而言之，男人比女人更渴望短期的性关系；更嗜好与多个伴侣保持短期的风流关系，建立新的亲密关系后，也比女性更早地发生性关系。结果是，至少在短期内，能够并“容易”发生性关系的女人对男人特别有吸引力。然而，如果男人想结婚安顿下来，常常偏好贞洁的女人作为将来的伴侣，即使这个男人仍然认为在偶然的性关系中放荡的女子是最理想的伴侣。男人还常常追求年轻、漂亮的妻子。当男人想确立长期的亲密关系时，比女人更看重外表长相，随着人年纪的增长，相比较而言，与他结婚的女人却比他们显得愈加年轻。
女人却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女人选择短期性伙伴时——尤其是发生婚外情时——更看重性感、有魅力、强势等有许多阳刚之气的男人。但当评价有潜力的丈夫时，都把经济前景作为首选，有稳定和较高收入和资源的男人想必能给他们的孩子带来安全的成长环境，即使这些男人并不是备选丈夫中最性感的家伙。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关注长期伴侣的经济前景和地位。
通过识别人类共有的行为模式来描绘人类的本性，是演化学视角最令人信服的研究领域之一。实际上，我们刚提到的不同偏好——男性看重长相，女性珍视收入——在很多文化中都有所表现，也在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得到证实。然而演化学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文化不重要。
的确，演化心理学的第三个假设就是，文化影响决定了演化形成的行为模式是否具有适应性——并且文化的变化比演化快得多。所以，人类表现出的某些行为模式在远古时期具有适应意义，但并非所有这些遗传下来的行为倾向都适应于我们今天居住的现代环境。如今，对于男人而言，对多个性伴侣的渴望可能不如数百万年前那般具有适应意义了。可以想见，现代男性要想繁殖得更为成功，只有表现出更多的兑现承诺的能力和忠于一夫一妻，以鼓励伴侣为他怀孕。但人类种族仍在演化，性选择最终会便利于那些能适应新环境的行为风格，但这种适应要发生又将经历数千年的时间。（那时我们的文化又将怎样变化？）
因而，演化心理学的视角针对现代人际关系中的共同模式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某些规律和性别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是心理机制长期演化的结果，在很久以前都是具有适应意义的。但我们并不是机械执行基因指令的机器人，我们确实还继承了由后天环境启动的习惯性反应。而且，这种习惯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适于我们现代的情境。行为产生于个人和情境影响的相互作用，但人类的某些共同反应则是人类本性自身演化的产物：
数千年来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环境压力遗留下了精神和情感的痕迹。某些遗留下来额的情感和行为反应源自我们的远祖，在现代已经没有必要了，但前人生存的这些痕迹不可磨灭地刻入了我们的性格。
人际互动的影响。
人际关系由每一个参与者的历史和才能组合而成，这些总和也许比构成他们的个体简单相加要大得多。
人际关系的消极面
人际关系的持续恶化和招致的烦恼，都会严重地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那么为什么还要冒这种风险呢？因为我们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我们需要彼此。没有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我们就会枯萎和死亡。人际关系有时很复杂，但它是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所以值得我们仔细认真地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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