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旧书扯出来的故事

作者: 吾弗之 | 来源:发表于2020-07-07 18:13 被阅读0次

    上个礼拜天到附近一家旧书店淘书。在一股子霉味儿的小旧书店里盘桓了一下午,心满意足地拎了一袋子旧书回家了。

    有个习惯,淘来的旧书先要在书架上放一阵子,再一本一本地翻看和阅读,这样可以把淘书的快乐重复好多次。

    这袋儿旧书里有一本方志敏烈士的遗著《可爱的中国》。这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书的前记里介绍:本书是根据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的影印本重新排印出版的。


    书的后面有一个附录,是原来上海出版公司影印本的说明,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冯雪峰。

    淘这本书的理由一是品相不错,二是书里面有原主人的信息:书的封面上写着鲁敏的名字,日期是:52,8,2;书的最后一页还有一行字:1952,8,9晚8时55分,时字是繁体。书的定价为人民币2000元,是旧币,相当于币改后的两毛钱。

    为什么鲁敏要在书上写两个日期呢?我推测,封面上的日期是买书的时间,而后一个日期是看完这本书的时间,把时间精确到晚8时55分,说明鲁敏看完这本书很激动。两个时间相差7天时间,鲁敏用7天时间看完这本32开四十几页的竖排版繁体字小册子是说得过去的,他(她)看得相当仔细,重点句子用红笔做了勾画。


    鲁敏是谁呢?我自然不知道,连他(她)是男是女都不清楚。我猜是个女的,因为她的钢笔字写得很秀气,所以她应该是一个长相不错的女中学生或大学生。年龄再大点儿的知识女性情感会更内敛些。这么一算,52年18岁左右的鲁敏,今年该有80好几的年龄了。

    冯雪峰所写的附录里,介绍了方志敏烈士遗著被保存下来的经历:方志敏烈士就义前将密写的文章和信件委托给朋友;朋友按照烈士的要求将文稿转交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去世后,由夫人许广平交给冯雪峰;冯雪峰将方志敏烈士写给中央的信交给陕北的党中央,而方志敏烈士狱中所写的两篇文章《清贫》和《可爱的中国》则按照中央的要求由冯雪峰设法保存。

    为安全起见,冯雪峰将这两篇文章交给了一个信得过的朋友谢澹如。此前,瞿秋白烈士的一部分遗稿也是交由谢澹如先生保管的。

    谢澹如自然清楚自己肩上的担子。为了防止因失火或日伪查抄而导致珍贵的文稿遗失,谢澹如先生在抗战期间把自己保存的瞿秋白和方志敏二烈士的文章共三篇在上海铅印出版,书名为《方志敏自传》。

    上述情况,一般的读者大概是清楚的。但冯雪峰在附录里接着说: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的东西当然一定还有,至少写给同志和朋友的信是一定还有的,在平日写的政论和别的文章,也一定有一些。

    冯雪峰回忆起,今年(1951)3月间,他听潘汉年说,还有方志敏烈士的四本日记在抗战期间由人带到上海,保存在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潘汉年对冯雪峰说,阿英同志也许知道这件事。但冯雪峰写信给阿英问及此事,阿英回信说,他也听说过这件事,但他也不知道是哪家银行。

    事情到这儿有点儿意思了。因为碰巧看过曾与潘汉年共事过的最美红色女特工黄慕兰的自传,他们提到的上海的那家银行是上海通易信托公司。


    这家公司在旧上海十三家信托公司中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因为其创始人黄溯初做投机生意失败,影响到通易公司,只好宣布该公司破产。

    黄慕兰按照上级指示,试图通过这个机会打进金融界,开辟一个做上层统战工作的新阵地,通过繁琐而细致的工作,通易公司终于获得复业的资格。这件事可算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整个事件结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有众多诸如章士钊张东荪虞洽卿杜月笙等近代史各界名流的参与,也可以看做是一件政治上文化上的大事,更可以看作是一件统战工作的杰作。

    通易公司复业后,黄慕兰被任命为通易公司的副总经理,黄慕兰特意要求在公司营业大厅的楼上为她装修了一间办公室,四周全是玻璃窗,可以看到营业厅的全部情况,还有一个专用楼梯通往“风雨书屋”。

    “风雨书屋”是阿英(钱杏邨)负责出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领导的抗日救亡刊物的机构。

    “风雨书屋”隐藏在通易公司的二楼,除了阿英在此编辑文件外,冯雪峰刘少文和于伶都经常出入,这里是冯雪峰与文化界人士约谈的相对安全的场所。

    黄慕兰利用副总经理的身份,为地下党提供了一个通易公司的保险箱,这个保险箱除了保存机密文件外还有瞿秋白烈士的书信,方志敏同志的日记以及当时许多的重要记录。

    如此,冯雪峰1051年的疑惑就真相大白了,潘汉年和阿英提起的那家银行就是黄慕兰所说的上海通易公司,这是毫无疑问的。

    1952年,中宣部派员到上海,收集上海解放前党领导或影响下进步文化的宣传资料,来人手持夏衍的亲笔介绍信,要求开启解放前上海通易公司为阿英专用的一只大型保险箱。此保险箱因钥匙丢失,无法正常开箱,按法律规定,通易公司会同法院和人民银行共同破箱取出。那么这个保险箱里有什么呢?其中除了大量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文献和宣传资料以及郭沫若的部分文稿外,还有冯雪峰所关心的方志敏烈士的书信和文稿。

    冯雪峰的那篇附录写于1951年9月,而通易公司的那个保险箱是1952年开启的,所以冯雪峰当时不知情似乎有道理。但仔细想想,冯雪峰和阿英当年都在“风雨书屋”里工作过,那个保险箱的事情他们也应该是知情者,包括潘汉年在内,他们都不会健忘到不知道那些机密文件存到哪个银行的程度吧?

    我认为,此事的唯一的合理解释应该是涉及这个保险箱的党的高级别的地下工作者遵守保密纪律严守党的机密的结果。

                                                                                                              (20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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