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圣人俩和尚
梁漱溟晚年谈到康有为的时候，说这个人开头很了不起，但后来总是欺骗人，净说假话，还自高自大。梁漱溟举了两个实例，其中一件事是广为人知的康有为西安盗经事件。
康有为西安盗经这件事发生在民国十二年，即公元1923年10月，康有为应陕西督军刘镇华之邀赴西安讲学。10月29日到西安卧龙寺演讲时，在藏经楼发现了珍贵的《碛沙藏经》，于是动了歪心思，下来的事情就众说纷纭了。
有人说，康有为惋惜卧龙寺对于《碛沙藏经》保存不善，多有损毁，想用自己的藏经跟卧龙寺的藏经做交换。卧龙寺住持定慧法师慑于康有为的名气和威逼利诱，不得已与康有为签订了交换协议；有人说，康有为是借经，目的是整理影印《碛沙藏经》，同样立有字据，保证有借有还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不一一赘述了。
不管哪种说法，都至少说明两点：康有为对卧龙寺的珍贵臧经有觊觎之心；卧龙寺对康有为的做法心怀不满。
梁漱溟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呢？据他的回忆，此事发生不久，他来到西安，喜欢到卧龙寺里去，听寺里僧人讲的——估计卧龙寺僧人逢人就要讲讲康圣人盗经的事情。
不管哪种说法，流传出去——既有各地报纸的渲染，又有人们的口耳相传，大家都宁愿相信康圣人是偷窃，是假圣人。这个屎盆子铁定扣到他头上去了。因为康假圣人做这种事情，不是一次两次了。
梁漱溟讲的第二件事情是当时中国银行的副总裁余凡澄亲口告诉他，康有为竟然把银行客户的抵押品——一幅珍贵的古代名画，以鉴赏的名义，借走不还，最后余凡澄不得已，派了很多人到他家里去追讨回来。
康有为怎么会做出如此令人不齿的事情来呢？除了一贯的贵为帝王师的骄横跋扈和读书人偷书不算偷的孔乙己式奇怪逻辑以外，还有他晚年经济上的窘迫。
按理来讲，康有为不缺钱，他和他的保皇党当年在海外华侨中的募捐能力远高于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单此一项就大为可观，此外他还卖字，为别人题写匾额，买卖古董等等。
康有为在保皇事业眼见无望，身边同志和弟子星散，逐渐对政治产生厌倦的晚年，对于大宅美眷仆妇成群清客盈门的兴趣大增。在上海杭州和青岛分别有四处豪华别墅，大者占地几十亩，妻妾佣人几十人，其吃喝用度，每年的家庭开支相当于今天人民币八十多万元。为维持这种生活，他不得不广开财源，到处结交金主。
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就是这个时候与康有为有了交集。刘镇华在民国军阀中，论实力不大不小，靠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用联强制弱的方法赶走陈树藩，出卖张凤翙和张昉，取信于冯玉祥，主政陕西八年。这八年陕西兵连祸结，百姓流离失所。陕西人用血汗养活刘镇华的镇嵩军，刘镇华用一批河南人统治陕西人。据说，一般的陕西人看不惯河南人，源头即在于此。
刘镇华在陕西的统治激起了陕西人的不满，为挽救人心，搞出了一个西北大学，拉拢了一批旧文人——刘镇华自己就是个旧文人，其中就包括邀请康有为赴陕讲学。
康有为盗经事件经由各地报纸报道，激起舆论大哗。西安士绅联袂请求当局妥善解决。甚至把康圣人告上了法庭。最后还是宋伯鲁出面，力劝康有为把《碛沙藏经》还给卧龙寺。
宋伯鲁是陕西宿儒，与康有为是老相识，康有为维新期间组织救国会，就是以宋伯鲁的关西学会为基础搞起来的。康有为被光绪召见前，没有进奏权，其奏折是以宋伯鲁的名义上书的。果然，宋伯鲁的面子大，康有为把经还了，却气呼呼地把宋伯鲁讽刺了一番，并手书一联赠宋：斯文在天地，孤愤寄山林。
康有为盗经事件至此画上了句号——物归原主，康有为落了一身骚。一般来说，我们提到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但如果稍微往远扯一扯，就会发现，事情会越扯越多。
首先，致康有为落下骂名的那部《碛沙藏经》到底是怎么回事？据《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说，《碛沙藏经》虽是宋版，却是宋版明印，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珍贵。
据考证，关于臧经的编篡最早开始于印度。佛灭度后数百年经四次结集逐渐完备。此时佛经全是印度文字的：一为巴利文；一为梵文。其中梵文臧经流传于尼泊尔西藏蒙古朝鲜日本和中国等，经过翻译才有了上述各国文字的藏经。其中应用最广泛，翻译最严谨的是巴利文藏文和汉文字，尤以汉文臧经弘传最盛。
刊刻汉文臧经的可考历史是：宋辽金八次，元两次，明四次，清三次。汉文刊刻臧经最早始于北宋开宝年间（971——983）的成都，称为蜀版开宝臧经。此后依次为辽金版契丹藏经和金藏经；福州版崇宁万寿臧经与毗卢臧经；湖州版思溪圆觉藏经与思溪资福臧经；最后是碛沙藏经。这些都是宋版宋刻臧经。宋版宋刻臧经中，契丹藏经崇宁藏经和万寿藏经早已散佚。
《碛沙藏经》的由来是：宋平江府的陈湖中有一小沙洲，名为碛沙，有一位出家人名叫寂堂在碛沙上建了一座庙叫延圣寺，此后不久，荒凉的沙洲上文物渐起，佛法大盛，寂堂法师发心刻一部臧经。刻板是在宋理宗宝庆初年由成忠郎赵安国主持，自理宗绍定四年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231——1322）刊刻完成。
从《碛沙藏经》刊刻完成到康有为西安盗经中间经历了七百多年，由于屡遭世乱，久已散佚。因此，即使西安卧龙寺所藏为宋版明刻也相当珍贵。
1928年至1930年，陕西遭逢大旱，史称民国十八年饥馑。朱庆澜将军赴陕救灾。朱庆澜以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的名义，动员各地民众募捐，喊出三元钱救一命的口号，连末代皇帝溥仪都捐出三千大洋来，要救一千条命。朱庆澜将军是个慈善家，还是个居士，赴陕后于民国二十一年即1932年2月邀请高僧倓虚法师赴陕弘法。
朱庆澜将军邀请倓虚法师赴陕，是因为他在陕西赈灾，办理慈善异常困难，经营十分惨淡。想请倓虚法师在西安市内传戒讲经并配合赈灾人员到实际受赈地区为灾民祈福免灾，宣扬佛法。
在倓虚法师的眼里，西安虽在历史上人文兴盛，但如今民生凋敝，佛教遗址残破，佛法在西安附近几无存在。倓虚法师在西安见到了杨虎城和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在卧龙寺和大慈恩寺讲了一个多月的经，恰好遇见自上海来西安办理接洽影印《碛沙藏经》事宜的僧俗二十几人。发起影印《碛沙藏经》的是朱庆澜将军和叶恭绰居士，上海各大居士踊跃参与，二十几人里有倓虚法师的师傅范成法师。
倓虚法师游览了西安卧龙寺和开元寺，卧龙寺殿庑尚完整，佛像庄严，但位于东大街的开元寺多已毁废，仅存藏经楼，但楼下则住着警察所。那时候大慈恩寺里的大雁塔塔顶上竟然长着一棵松树，可见有多么残败了。
倓虚法师在西安呆了六个多月，朱庆澜将军离开西安去抗战，杨虎城和戴传贤去了四川。倓虚法师因为接到宁波观宗寺来信，获悉恩师谛闲法师圆寂的消息，观宗寺并请倓虚法师务必参加谛闲法师九月间的发龛仪式，于是决定离开西安。
倓虚法师来西安的行程是由东北先到北京，从北京坐火车至潼关。那时潼关至西安是不通火车的，因此西安方面派车来接。车过临潼时，在临潼华清池洗了澡。至西安后，由西安佛教会会长康寄遥居士招待一切。
倓虚法师离开西安时，与范成法师辞行，范成法师告诉他，影印《碛沙藏经》的玻璃板已经照好，洗印了四十箱。如果用汽车运到潼关，由于道路坑坑洼洼，恐怕会把玻璃板震碎。因此，想用木船走水路经渭河运到潼关，再装上火车运到上海。
《碛沙藏经》的制版量很大，需要分批进行，范成法师委托倓虚法师顺路护送第一批臧经版。
臧经版装好后，先装箱运至西安北面的渭河草滩码头，再装上渭河里的木船，木船是方形的，倓虚法师说像是诺亚方舟。开船的人遇水浅的地方要下河推着走，水深的地方顺水漂流，从西安到临潼四十里水路，走了足足六天。
过临潼后，河水越来越深，恰遇天黑，路上遇见土匪敲诈，倓虚法师被劫去二十元钱，有的乘客被洗劫一空，所幸的是，船上装的臧经版安然无恙。
从临潼到潼关还有二百多里水路，担心再遇土匪，倓虚法师下船步行到临潼县城求助。第二天，临潼县长派了两个武装人员押送臧经。倓虚法师雇了一辆人力车返回西安。恰好第二批臧经版二十箱已经制好。大家决定将藏经版直立搁放在汽车上，由倓虚法师坐汽车直接护送到潼关火车站。
到潼关后，等了十天，走水路的藏经版也到了潼关。两批臧经版汇合，装上火车，经停洛阳后，抵达上海，上海印经会负责人叶恭绰和陈飞青等人早已准备好印经事宜，至此《碛沙藏经》影印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前文说过，西安卧龙寺的《碛沙藏经》由于世乱和保管不善，已经残缺不全了，怎样才能把臧经补全呢？
这就需要第二个和尚出场了。虚云老和尚是近现代名僧，是中国佛教协会第一发起人，中国佛教协会的名誉主席。虚云和尚倡导积极救世，与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国共两党要人多有接触。
虚云和尚不仅是一代佛门宗师，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他自光绪十年（1884），四十五岁时开始，用了四年多时间，走了中国十一个省和南亚六个国家。
这次壮行途中，虚云和尚于光绪十一年（1885）第一次来到西安，参观了古城墙碑林慈恩寺和卧龙寺，在终南山的南五台修行两年后离开西安。经青华山净业寺，过子午镇，经太白山到汉中去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虚云和尚再到终南山，在狮子岩与同道静修。第二年(1901)冬天，在终南山发生了著名的虚云和尚入定事件。这是虚云和尚与西安的第二次结缘。
虚云和尚跟《碛沙藏经》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虚云和尚任福建鼓山涌泉寺方丈后，对鼓山历代刊刻的一万多块佛经经版进行了整理。之所以做这样浩繁的整理工作，是因为禅宗自元明以来受禅宗初祖达摩“不立文字”一词的影响，往往轻视经卷，死参话头儿，使僧人修行无有依托，想重拾禅宗重视实证亦重视经教的传统。
朱庆澜和叶恭绰二居士影印《碛沙藏经》时，发现卧龙寺臧经缺了两百多卷，前来鼓山涌泉寺与虚云和尚商量，想用鼓山藏经版补足。虚云和尚欣然同意，并亲为撰序，赞扬此举：斯诚稀世之珍也，法藏不可思议之大业，不意于末法时，乃得观此集大成之伟略，不特于佛法上放一层异彩。
《碛沙藏经》终于在上海影印完成，共耗资二十三万四千三百九十八元九角整，装印五百部。
这不仅是一件西安历史上的文武盛事，也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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