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学森传》，你不得不为字里行间溢出的才华而激动，为率真淡泊的态度而感动。任何修饰性的语言用在钱老的身上都是多余的，他的实力与张力是浑然一体的，功成名就处，本性若天成。而这种天成并非与生俱来，恰是认真严谨，实事求是，持之以恒，率真淡泊的结果。有父母亲的启蒙与熏陶，有成长各个阶段老师的陶冶与教育，有国家领导人的深刻影响，钱学森的一生可以说是底蕴深厚，实力充足，张力饱满，德高望重，成就非凡。立体人生犹如巍峨大厦，地基扎实稳固，向上层层精进，惊世两弹冲霄一星，尽凝铸中华英气。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钱老的卓绝成就离不开家庭教育和家族传承的力量。钱氏祖宗告诫子孙：“爱子莫如教子，教子读书是第一义。”在钱氏子孙之中，人才辈。单说当代“三钱”，钱伟长是著名力学家，钱三强是著名核物理学家，而钱学森是自然科学家，是空气动力学家，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三钱”皆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学森之父钱均夫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吧！”父亲对钱学森的教育自小就非常重视，母亲章兰娟家也富甲一方，母亲爱花草，对儿子的影响也很深刻。
名师出高徒，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而重要的。钱老曾亲笔写下一份珍贵文件，回忆在他的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有十七位。除了父母和新中国的领袖之外，其余十二人都是钱学森的老师。中学老师们各自不同的性格、才华及教育方法在他的成长中影响深远。钱学森说各科老师“讲课都各有特色，给我中学时代的数、理、文等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钱学森在回忆交通大学所受到的教育时说：“我要感谢那时的老师们。他们教学严，要求高，使我确实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用不浅的知识。”钱学森在留美公费生考试中遭遇“滑铁卢”，主持招考工作的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先生在关键时刻慧眼识人才，从钱学森“航空工程”这门课程考了87分高分，他看出钱学森有志于“航空工程”的学习，于是破格录取了钱学森，可谓钱学森的伯乐。
后来他到美国留学，来到洛杉矶的加州理工学院。他的导师冯·卡门是航空动力学专家，是航空理论研究的权威。冯·卡门非常推崇创新精神，钱学森来到冯·卡门身边，“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在这里，钱学森的思想变得非常活跃。“灯越拨越亮，真理越辩越明。”钱学森与冯·卡门之间曾因学术观点不同而激烈争辩，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亦师亦友的关系。冯·卡门虚怀若谷的作风，使钱学森感动不已。冯·卡门对他出国后的学业及科学研究给予重要的指导与帮助，在钱学森人生重要时刻也起到关键的推荐作用。1947年2月，经冯·卡门推荐，钱学森不仅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而且同时成为该校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冯·卡门教授在推荐书中写道：“他人格成熟，也是一位组织能力极强的好老师。他对知识和道德的忠诚，使他能全心奉献于科学。”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美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曾说“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经过五年艰难的抗争，钱学森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与努力争取下终于回到了中国。这是钱老之幸，渴望回国的求助信得到新中国领导人的火速回应与无比重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虽然钱学森在美国遭到了不公平待遇，回国之路也曲折漫长，但一腔正气存于胸，任何艰难险阻都干扰不了一颗赤子之心，他的一腔热血终有机会报效国家。这更是中国之幸，为了我们国家不受外国人的核威慑，能够平稳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说“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子弹”，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从此钱学森全身心献身于新中国的“两弹一星”这一宏伟事业，使红色中国的“两弹一星”提前了二十年。
钱学森先生沤心沥血为国家做贡献，用一颗爱国的红心，成就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新中国把研制导弹的重担，压在了钱学森的肩上。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了“中国火箭和导弹的摇篮”。钱学森讲话幽默、亲切；做事细心；生活很朴素，穿普通的中山装，脚下是一双北京圆口布鞋；而且虚心接受意见，错了就改。他非常佩服毛泽东主席的骨气，迫切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急切地要为祖国做出贡献。1959年11月12日，钱学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钱学森人生道路上的里程碑。从此，他有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他不慕名利，主动要求从正职转副职，只求有利于工作。他姓钱不爱钱，生活节省不浪费，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坚持生活上不搞特殊化。1960年11月5日，是中国导弹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日子。中国人民终于拥有“两弹”中的一“弹”。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枚核导弹试射成功，中国这次热核导弹的总策划便是钱学森。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意味着中国的火箭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添上那宝贵的“星”。
钱学森慧眼识英才，善于从年轻一代中发现栋梁之材：在研制导弹的时候他举荐任新民，在研制人造地球卫星时他举荐了孙家栋，而在载人航天工程启动时他非常赞赏王永志的“逆向思维”，意识到这个小伙子的才智超群，举荐王永志挂帅，这在载人航天工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果真，王永志不负钱学森的期望，领导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钱学森对于国家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上。为中国长远发展的考虑，他说，我们一定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正是因为他善于提拔科技创新人才，才有了中国“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这位国之重臣，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我们心中，钱老早已是中国航天的科学泰斗和精神象征。”
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尽管钱学森晚年，各种各样的荣誉如雪花般飞来，但是钱老本人非常低调，他坚持“四不”：一不题词，不好为人序；二不接受采访，不同意出传记；三不出席各种应景活动；四不担任顾问、名誉顾问。当人们称颂他是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父”时，他总是说，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那么多人共同努力，哪有火箭？哪有导弹？若有信念含于胸，一切非凡皆寻常。钱老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面对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荣耀，钱老平常心以对：“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本人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正如阎肃老先生评价：“寿至期颐，回首望去，只付默默一笑中。”
钱学森先生最喜欢吟诵的诗句是：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大爱无我，万千热血化为一腔忠诚；宠辱不惊，功成名就依然寡欲从容。钱老的这种浩然正气与淡泊之心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必然同他的成就一样与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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