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一九九零年的三月初，是名副其实的“九零后”。
这一名词的代表意义，类似于村上春树在《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中提到的“独生子”所包含的：受父母溺爱、体弱多病、极端任性。去掉“体弱多病”，加上“追求新潮”，则相对更准确些。我自己对这样的含义并没有什么感受，仅仅是人们加诸于我和同年代人群罢了。
人们几乎不给你自我辩解的机会，他们也乐得不必直接批评却能以一个暧昧的词汇来套牢你，让你觉得不快但又不好发作。一旦我们之中的某一个在有限的范围内做出成就，他们便怦然为之惊叹，仿佛看到广袤的泥潭里长出了一朵纤尘不染的清莲。
我所居住的地方是华东地区长江以北的一个小城。
这是个长期被贫困滋扰的城市，我后来知道它有不得已的原因，它几乎毫无特色，因而总是默默无闻，乃至孤立无援。人们最终投奔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以谋得更好的发展。
多年来，这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以致于不论男女，不论受过高等教育与否，一律背井离乡。他们起初激动地怀着冒险的心，渴望探索明媚的世界，后来在一种普遍的影响力下变得忍辱负重。
每逢春节，远在他乡的人从各地赶奔回家，与家人共度团圆。节日一过，便又匆忙加入远征的行列，去他们永远不可能与之交融的世界里埋头苦干，如此往复。平日里便几乎只剩下留守家园的老人和孩童。
我父亲是村镇上为数不多的医生之一，早年在乡镇中心医院里供职。后来医院管理不善，部分医务人员玩忽职守，出了几回医疗事故后便信誉尽失。父亲为免受连累，便自立门户，开设门诊，给人看病，收入尚可维系家庭开销。
母亲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妇女，生了我和小我四岁的妹妹，且烧得一手好菜。父母同所有我所认识的父母一样，期望子女努力学习，将来进入好的大学，毕业后在大城市谋得一份好的工作，不会因为经济拮据而陷入愁苦。
同那些孩子相比，我的父母不必常年在外，我也得以避免因缺失父母的关爱而使整个童年蒙上一层不可磨灭的阴影，这是我深自庆幸的。在七岁到十五岁之间，我在村镇小学和初中度过了无忧无虑的时光。
尽管初三面临着升学的压力，多少心无旁骛地埋头于课本一段时间，但总体而言，生活是自由畅快的。升入高中，我便搬进距离家里六十里远的县城里的寄宿学校，成了一名寄宿生，逢周末可以乘公共汽车回家一趟。
高中的学习大体是枯燥无味的，并不是所学习的内容乏味，而是内容太多，学习的节奏一旦快起来，便如同赶牛吃草，不免让人丧失了原有的乐趣。
此外，生活被压缩得极简，好比行军打仗所携的背囊，不可或缺，但又为了便于携带，只保留最最基本的部分，其余一概丢掉。大凡与学习无关的物品、活动、话题统统不受欢迎。
学校也是封闭式的管理，除了为数不多的走读生得以避免生活上的管制，寄宿生须脚踩一条条标准线度日：几点起床，几点刷牙洗脸，几点吃饭，几点上课，几点上床睡觉，一一上纲上线，不容逾越。学校对学生的言行举止、仪容装束也制定了严格的规范，例如必须着校服，女生不得散发，男生不得蓄长发，不得携带与学习无关的物品进入教室，不得在教室里吃零食，见到老师必须上前问好等等，不一而足。把学生活脱脱当成工厂里传送带上一律相同的产品来加工和出销。
我那时既不个性出众，也非中规中矩，眼下烦恼的事情，转过头来就可能忘得一干二净了，因而能接纳的事物比常人要多得多。对待人和环境尽可以持宽容态度，对待自我不甚严苛，属于别人眼中“随和大方”的一类人。能随遇而安，因而通常情绪起伏不大，心情总算是轻快的。
高二年级之初，文理分科，鉴于化学、生物死活学不通，我便投奔了文科大军。
原来的班级打乱后重新分配，在新的班级里，我得以遇到了方信。方信和我一样是村镇走出来的孩子。与我不同的是，他初中在县城的寄宿学校里读书，很早就离开家而独立起来。
起先，我与他并无交集，两个人都属于默默无闻的人物。况且，即使是同班同学，男女之间有所交流的情况也是很少的。一方面，学习任务繁重，空闲时间甚微，课余也几乎不会互相走动；另一方面，谈恋爱这种事在学校里是明令禁止的。
老师一遇风吹草动便立刻采取一切手段加以制止，私下给找去谈话、晓以大义是免不了的。什么前程为重，恋爱事小，还要搬出父母期许、伦理道德这些不容你辩驳的理由，让人顿感罪孽深重，倘若不回头是岸，很可能万劫不复了。
遇到棘手的，当堂训斥，甚至通知家长或勒令其退学也是有的。为避免麻烦，大家除非事务上的沟通，明里便不与异性搭话了。因此，新到一个班级，大家相互熟络起来也相当缓慢。
我那时的最大爱好——说最大爱好，莫如说是唯一消遣——就是看书，当然是课本以外的书籍。每个星期日的下午去学校附近的一个不大的书店租来书看。
学校设有图书馆，但书籍古旧，久不更新，并且极少对外开放。唯有上面例行检查的日子，才勉强开放两天，做做形式。平时便大门紧闭，死气沉沉。之所以这么做，据说是学校恐怕学生看些闲书，不思课本，耽误了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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