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鹰/文
马少侨
马少侨 [1] 是我的堂兄（大伯父马楚材 [2] 长子）。1943年毕业于华中艺专 [3] 。有《清代苗民起义》等专著和论文60余万字名世，被学术界誉为“中国苗族史研究的鼻祖、梅山文化研究的奠基者、楚辞文学研究的创新者、宝庆人文研究的推进者”，其研究成果被英国剑桥大学《剑桥晚清中国史》引用并列入参考书目。
现在，就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他的部分学术成果吧。
【苗族史研究】
苗族妇女把娘熊饕餮神像精心加工制作成银饰片，镶嵌在童帽上，以期保佑子子孙孙平安成长、福寿绵长。马少侨先生称娘熊饕餮神像是苗族的保护神。——以上内容来源于《破除强加在苗族妇女头上数千年的毒咒》。
《从“乾嘉苗变”谈蒋匪帮在湘西的统治》：湘西是苗族兄第民族聚居的地区。据1950年中央民族访问团的调查报告，湘西兄弟民族共有四十余万人，其中苗族占三十六万三千人。最多的永绥县苗民一一七三五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八；乾城县苗民三五五六八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八（长江日报：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数千年来，他们不断的劳动、不断的垦植，把武陵山脉改造成美丽的田园。——《史学月刊》1954年06期。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苗民大起义》：一、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一年（1795-1806）的湖南、贵州苗民大起义，是在土地高度集中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它标志着清朝中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之尖锐化，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的一个重要方面。清王朝自玄烨（康熙皇帝）以来，曾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如惩治贪污、奖励垦荒、整理赋税等，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暂时得到缓和。二、雍乾黔东苗民的暴动，是反抗清统治者对苗民由间接统治变为直接统治，即反对“改土归流”的斗争。而乾嘉苗民起义，一是苗民反抗政治上的不自由，二是反抗“改土归流”后汉族及满族地主阶级和高利贷商人的掠夺和奴役。——《历史教学（下半月刊）》，1956（6）：14-18。
《“窜三苗于三危”新释》：一、《书·舜典》“窜三苗于三危”是中原华夏部落联盟对南方苗族部落联盟的大混战，它延续于尧、舜、禹三个时代。历来诠注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三苗是国名，在江淮荆扬之间，三危是地名，在西裔；窜三苗于三危，就是把三苗之国的人们流放到叫作三危的西裔之山去。二、《尚书》关于三苗的记述多有抵牾之处，历来注家少有肯定之说。可贵的是现代学者立足于历史唯物论，对《舜典》的“窜三苗于三危”，作出了比较合乎实际的解释，认为此话的意思就是“窜群苗于群山”，三苗之众向原部落所在地周围的群山中逃窜。——《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鸱龟曳衔：三苗集团佐鲧治水》：一、从族群角度理解，鸱龟为三苗集团的两个部落。二、《楚辞、天问》：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前人对“鸱龟”句的注释各持己见：如王逸《楚辞章句》认为，系指鲧治水不成，尧乃放杀之羽山，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这显然是望文生意，并无根据。朱熹《楚辞集注》认为，“详其文势，当与下文应龙相似，谓鲧听鸱龟曳衔之计而败其事。”这看法是有创见的，但他却又不能正确对待鸱龟的含义，以为鸱龟而能献曳衔之计，不过是“无稽之谈”。林云铭《楚辞灯》则认为是象征“障堤绵亘，若鸱龟之曳尾相衔者。然此出于同事者之谋，但鲧误听耳。”这看法提出了鲧筑堤导水的方法系“出于同事者之谋”，可与朱熹的说法互相阐发。——《贵州民族研究》，1982（4）：31-33。
《试论荆楚和古代三苗、现代苗族的历史渊源关系》：我省现代的苗族就是《史记》中提到的三苗的后裔。其实，不但苗族，就是瑶族、土家族、仫佬族等这些湖南湖北贵州等山区的大多少数民族可能都是三苗的后裔。这些土著后来又与中原来的楚王室组合为楚人，他们在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进入邵阳后，便大量的退居深山，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而成为现在邵阳的少数民族。也就是说，邵阳是属于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收入《楚辞新证》，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
《苗族先民的鸱鸮图腾崇拜》：马克思说：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或符号；如狼是狼氏族的图腾。一个部落可以包括几个甚至几十个氏族，每一个氏族都有他们自己的图腾，例如美洲土著何吉布佳部落就有二十三个不同图腾的氏族。——《民族论坛》1985年02期。
《湘黔苗族乾嘉起义散论》：发生在乾隆六十年（1895）正月的湘黔苗族人民大起义，是使清王朝由极盛而走向衰落的重大事件之一。建国来论述之者甚多，提出的新见解也甚多，本文不拟作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只就其中几个主要问题加以探讨，以纪念这次大起义的一百九十周年。——《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04期。
【梅山文化研究】
马少侨认为：“梅山教是因历史上瑶族居住的梅山祠就在当地，故名。梅山教原是巫教，祖师曾到庐山向通教祖师学法，故梅山教是融汇当地巫教和道教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以上内容来源于毛攀云、石潇纯、周探科撰写，刊登于《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的《1988-2012年梅山文化研究述略
》。
《盘瓠蛮初探》：湘西武陵山区，是南蛮、南夷或者洞蛮、溪蛮的南方少数民族的繁息地。据《后汉书 · 南蛮传》的记载，生长繁息在这山区溪洞中的少数民族是盘瓠之裔。以后历代史书竞相沿袭，盘瓠就成为南方少数民族之祖。这个问题曾经在古今史学家中引起过争论，谨就此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向历史工作者和民族史工作者请教。——《民族论坛》1983年00期。
《梅山神初探》：梅山教祖师神是张五郎，张五郎的传说与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以及道教渗透影响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张五郎主要表现为猎神，其倒竖神像，应取打虎死于悬崖树上之说。张五郎是唯一倒立的神祇，双手撑地，两脚朝天。今天仍在古梅山地区的民间保存着这种木雕的张五郎倒立神像。关于张五郎的传说很多，见于文字最早的传说，要数《海游记》里面那一段“张世魁夫妻遭难”的故事。对梅山神张五郎神格的探讨，是研究梅山文化的重要内容。 张五郎在梅山文化影响圈内因地域与民族以及巫教教派的不同，有张赵二郎、法五九郎、耍山五郎、荒唐五郎……等不同称谓。但故事的主要情节基本相同，都是向太上老君学法，都是太上老君的女儿传的法。——《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X期3-7，共5页（与王扬修一起撰写）。
马少侨在《试论梅山文化的几个特色》（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X期33-37，共5页）一文中，从历史特色、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宗教特色4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梅山文化是以梅山为地理中心、以莫徭为民族主体、以狩猎农垦为生活来源的山地文化。他说：“什么是梅山文化？道光《宝庆府志 · 大政纪》：“上下梅山溪峒，其地千里，东接潭（潭州，治今长沙市），南接邵（邵州，治今邵阳市），其西则长（长州，治今沅陵），其北则鼎（鼎州，治今常德市）。马氏以来，蛮人据之，号曰莫徭。有厉禁禁其出入。”宋熙宁五年（1272）开梅山，以其地置新化、安化两县。按其地理范围来说、包括今新化、安化两县地及涟源、桃江、隆回、新邵、洞口、溆浦、冷水江等县市大部分地区。”——以上内容来源于毛攀云、石潇纯、周探科撰写，刊登于《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的《1988-2012年梅山文化研究述略
》。
《梅山文化区域信仰民俗的调查与思考》：梅山文化区域的信仰民俗事象中，有相当丰富的内容表现在图腾崇拜上。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对自己祖先盘瓠的崇拜。他们把盘瓠奉为梅山教的教主，每年都要定期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梅山教主祀的神“东皇太一”即傩神“春皇伏羲”。——《民间文化论坛》1997年第1期67-70页，共4页。
《梅山文化中的生死婚嫁风俗》：梅山为山名，在湖南新化县与安化县之间，有上梅山、下梅山之称。梅山神在古书中屡见。《西游记》中说其神是二郎神的兄弟，称为“梅山七圣”，曾协助二郎神捉拿孙悟空。有关梅山神的神话传说在邵阳地区流传颇广。实则为古代猎户的神化，值得大家研究。——《邵阳师专学报》。
马少侨论述了邓显鹤在文献工作上坚持四大原则的文献学观：第一，在搜集整理的程序上，坚持由近及远，逐步扩充的原则。第二，在辑集的内容上，坚持搜遗辑旧，发扬幽光的原则。第三，在编辑的态度上，坚持考异订误，取舍务当的原则。第四，在校勘的步骤上，坚持随辑随刊，不留遗憾的原则。——以上内容来源于邵阳学院中文系黄彦弘撰写的《“湘学复兴导师”邓显鹤研究述评》。
《试论邓显鹤与梅山文化》：邓显鹤生长于新化，新化在历史上曾经是苗瑶民族先民聚族而居的“梅山溪峒”，其居民统称“梅山蛮”。宋开梅山以后，汉文化不断涌入，但在这里的民风民谷和民间文学中，却仍然留下了丰富的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梅山文化遗产。使生长成材在梅山地区的邓显鹤，自然而然会从幼到老都饱受着梅山文化的薰陶。因此，邓显鹤其人就不仅是研究湖湘文化的带路人，同时也必然是研究梅山文化的开创者。——这是2006年8月为“中国第四届梅山文化学术研讨会”撰写的论文，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篇论作。
【楚辞文学研究】
马少侨先生否定了郭沫若提出的“山鬼”即巫山神女之说，他认为山鬼即山魈（山霄、山臊、山魃），楚人祀三宵娘娘的“三宵”即“山魃”之讹，庆娘娘即祀山鬼。今湖南民间仍有《桃源洞宝山愿歌》、《大和神》的抄本，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等地仍流传着人神对唱等庙会习俗。——以上内容来源于李金莲、朱和双撰写的《滇西南地区的“山魈”与“独脚五郎”蠡测》。
九隆仙女：研究苗族历史文化的学者马少侨亦认为《山鬼》主祀夔。他进而认为夔即魈，亦即《宝庆府志 · 摭谈》中所谓的“庆娘娘”，苗族称之为“仙娘”，苗族“椎牛祭”中谓之“九隆仙女”。楚文化中确实包含有苗族文化的因素。单凭此说明山鬼就是苗族文化中的九隆仙女，不免牵强。——以上内容来源于湖南科技大学王慧撰写的《山鬼原型研究述评》。
《天问》“犬体”新证：《楚辞 · 天问》：“舜服厥弟，终焉为害；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犬体”或作“犬豕”，古今诠注家几乎都认为是骂象的话，“言象无道，肆其犬豕之心”。这显然是因为诠注家们并不了解“犬体”一词的含义，遂以“犬豕”正“犬体”；并且望文生意，以后世儒家传统的伦理观念来解释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我认为“何肆犬体”的“体”与“女娲有体”的“体”，都是指作为图腾形象的装扮。——《文学遗产》1986年05期。
屈原《招魂》与楚地招魂遗俗：湖南人相信人有灵魂，灵魂离窍是遭灾致病的主因，因此有招生魂的习俗，类乎《楚辞 · 招魂》内含。《招魂》是屈原的作品，招的是他自己的生魂而不是招他人的死魂。——《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91-96。
从《<天问>‘犬体’新证》说起——释“犬体”的巫术功能：《<天问>‘犬体’新证》谓“犬体”是指部落图腾，但在舜象关系、象与苗瑶族关系的论证过程中，没有提供确凿证据证明“犬体”为部落图腾，而闻一多改“犬体”为“犬豕”，并以《韩非子 · 内储说》燕人浴矢寓言作证，提出舜因浴矢（屎）御酒避免了象的迫害，同样缺乏可信度。“犬体”，当指施行巫术的对象，所谓“肆犬体”犹《列女传》所载瞽叟与象两次谋害舜时，因“依鸟工”和“衣龙工”施行巫术而获救，古人相信这种“感致巫术”具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而屈原时代，随着社会的日趋昌明，诗人对神奇的巫术产生了怀疑，所以提出“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51-53页，共3页；《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
《马少侨集》
【宝庆人文研究】
《明末武冈人民的反藩役斗争》：武冈在明代为太祖第十八子岷王楩的封邑。崇祯末叶，在张献忠、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大洪流中，武冈人民也因为反对岷王企（釒豊）修建王城之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崇祯十六年（1642）三月初一日，黄桥铺人袁有志、尹子奇等以“岷王有爽德，蓄怨遐迩，州里役被筑城之害，密结受害国戚邓之沛之澄，府隶胡选，及马老牛铁将军等乌合万余人，起兵黄桥铺，直逼州城”（嘉庆武冈州志大政志）初二三日攻破大小“王城”，焚宫殿，杀亲王，随又分兵邵阳新宁“占地数百里”，“封官造印，改天顺年号”。（靖州志）声势之大，可以想见。这次大起义，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战争与农民暴动得不到先进政党的领导”。在经过五六个月的英勇斗争之后，被反动武装以疯狂的大屠杀来镇压了下去。其斗争的经过情形，《武冈州志卷十八封建志》有详细的记载。——《历史教学1952年04期 》
《论南明永历政府在武冈的溃败》：明清之际的武冈，曾经是一个涂满了鲜血的城市。崇祯十六年（1643），刘承胤在这里屠杀了以尹子奇、袁有志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永历元年（1647/清顺治四年），刘承胤又在这里演出剃发投降，企图倾覆残明最后一个政府——永历政府的历史悲剧。——《史学月刊》1954年第12期。
《沐英蓝玉的历史功绩及其他》：沐英、蓝玉的历史功绩沐英和蓝玉，都是明王朝的开国元勋。沐英封西平侯，追封黔宁王；蓝玉封源国公。《明史列传》说他们都是定远人。其实他们的原籍都是湖南城步扶城峒（今属城步苗族自治县）。——《民族论坛》1985年03期。
《清代舆地学家邹汉勋》：邹汉勋（1805-1854），字叔绩，一字绩父，湖南省新化县高坪罗洪村（今属隆回）人。母吴太夫人，是新化名宿吴兰柴的季女。吴太夫人自小亲聆父教，周知天下舆地沿革和诗词韵对。邹汉勋在孩提时吴太夫人即口授《毛诗》及历代兴废得失，又往往聚灰画《禹贡》山川图。——《求索》1986年01期。
对《著名回族教育家、伊斯兰学者马邻翼》一文的几点意见：《民族纵横》一九八六年第二期刊载的韩海潮同志的《著名回族教育家、伊斯兰学者马邻翼》一文，错误和不实之处甚多。——《民族论坛》1986年04期（与马镒、马道明一起撰写）。
《王闿运笔下的邵阳诗人》：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人称湘绮先生，湘潭人。咸丰七年（1857）举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赐翰林院检讨；辛亥革命前夕加翰林院侍讲衔，是我国晚清至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他学治《诗》、《礼》、《春秋》，宗法《公羊》。诗文模拟汉魏元朝，为晚清拟古派诗坛之旗手。可谓知识渊博，交游广阔，著作等身。其《湘军志》一书，能秉笔直书，对湘军将帅颇有微词，虽受毁版之灾，而书之声誉更著。辛亥革命后因物望所归，为袁世凯礼聘为清史馆馆长。然傲骨天生，殊不欲为袁氏唱颂歌；而袁氏亦徒有修史之名，并无修史之实，乃忿而辞职，终老于长沙寓居。其著作经门人辑为《湘绮楼丛书》行世。——《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41-43页，共3页；《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
《蔡锷将军的学生时代》：“人非生而知之者，必学而后知之”。在蔡锷将军的学生时代，可以看到他是怎样通过学习，由传统儒家思想而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军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以逐渐形成其激进的爱国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并不断丰富其内涵的。忝为蔡锷将军的乡后辈，谨就所见于文史记载者剪缀成篇，以就教于专家学者。——《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4）：8-12。
《蔡锷原配夫人刘侠贞逸闻》：民国春秋》杂志1998年第一期刊载万揆一先生写的《蔡锷夫人早年的一段逸闻》一文，详细介绍了鲜为人知的蔡夫人潘蕙英的事迹，对研究蔡锷历史很有价值，但有些提法与事实颇有出入。据民国《邵阳蔡氏三修族谱 · 开元公世系表》的记载，蔡锷原有一位刘夫人，故娶潘夫人时并非“中馈犹虚”，而是“使君有妇”。潘夫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1895年1月13日）,万文及刘达武编《蔡松坡先生年谱》，潘蕙英与蔡锷结婚在民国元年（1912），当时应当是17岁，不是18岁。——《世纪》，2004，000（003）：P.45-45。
《蔡锷故乡访逸录》：蔡锷随家由祖籍迁徙山门的时间和年龄问题，诸家著述都以刘达武编《蔡松坡先生遗集 · 年谱》为据。后来蔡端编辑《蔡锷集 · 年谱》又采取了这一说法，于是蔡锷由出生的第六年即五实岁，六虚岁时由邵阳祖籍迁武冈山门的说法遂成定论，而这个定论却很值得考虑！在现有资料中较为可靠而又旁证可据的，是蔡锷于出生后的第二年即一周岁时由邵阳祖籍迁居山门。——以上资料来源于《怀恋我的老乡——蔡锷将军》。
《蔡锷故乡访逸录》中对刘达武等人的说法提出质疑，他根据蔡锷之父的好友、金兰兄弟杨扶云之子杨济民的一篇《祭蔡母文》等文字资料，对刘达武的说法提出了修正，认为是蔡锷出生第二年（1883）迁至山门。此论比刘达武说的6岁时迁山门之说大大前进了一步！蔡锷之母是1935年去世的，写祭文的人对蔡家迁往洞口山门一事，在回忆时虽不十分准确，但比刘达武的推测之论要好得多，已经向历史真实靠近。这也说明马老先生并没有受旧说所约束。他在此文中郑重地指出：原来认为蔡锷出生后第六年才迁往武冈山门的“定论”很值得重新考虑！——以上资料来源于《蔡锷将军出生于今湖南洞口县》。
城步县杨家将村的“杨氏官厅”
城步县杨家将村的“杨氏官厅”
《城步杨家将逸闻》：古典小说《杨家将演义》就是溶合三家的遗闻逸事写成的。太原杨氏即杨业一家、诚徽州溪峒杨氏即飞山蛮酋杨再思一家、另一家即播州杨氏。
《邵阳文史丛书 · 邵阳历史钩沉》：资江历史上有“滩河”、“山河”之称。资水从新邵县小庙头穿切雪峰山而过，到桃江县马迹塘，两岸层峦迭嶂，绵延272公里，河床高而狭窄，滩多流急，其中险滩计有53滩（亦说72滩）昔有长达1200行、8400字的《资水滩歌》，描绘了资江的53滩凶险，其中有“一滩高十丈，十滩高百丈，宝庆在天上”之句。
评说胡曾咏史诗：具体而全面地反映了唐末的政治危局。表现了一个身处末世的正义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见解，特别是在唐末重声律、竞绮靡的诗风中，敢于以通俗的文字，写深刻含义的诗篇，这正是胡曾咏史诗的独到之处。——以上内容来源于宝庆名人｜胡曾（唐），代表作《咏史诗》。
【其他研究】
《我怎样教历史》：重要的问题在于掌握教材教好一堂课的重要关键，决定于掌握教材的充分纯熟。在课堂教学中怎样通过系统的具体的生动而有感染力说服力的语言表达出来，使教学的科学性、思想性、形象性非常明确，与充分掌握教材是完全不可分割的。首先，必须钻研教材、体会教材、咀嚼教材。课本是主要的教材，必须自己消化，才能使学生消化；一九五一年下期我教「高中本国近代史上册」时，首先并没有去钻研教材、消化教材和研究哪些地方应该精简，哪些地方需要补充，而是根据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作过多的补充。结果喧宾夺主，让补充教材代替了课文，因而使学生所得到的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断的历史知识，造成了同学们在知识获得上的重大损失。一九五二年上期我总结了这一教训后，只认识到补充材料是为了补充课本之不足，但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补充教材是为了说明课文、结合实际和补充新的内容，而不是为了加重教材的分量。——《史学月刊》1955年第3期10-13，共4页。
《关于南宋初钟相、杨么起义的宗教派系问题的商榷》：赵俪生同志在其最近出版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一书中，对南宋初的锺相、杨么起羲所利用以组织和鼓动群众的宗教会门的派系，作出了一个推想说：“一种属於上古期‘五斗米道’，系统的宗教会门，被张馀从岷江两岸带到洞庭湖区，经过一百三十馀年的长期潜伏状态，又结合锺相、杨么的起羲出现了。”赵俪生同志作出这一“推想”的主要根据是：“这个宗教会门与上古期的‘五斗米道’有着不少的类似之处”，特别是共中有“等贵贱，均贫富”等鸟托邦社会主羲思想因素。——《文史哲》1956年08期。
《桃花源记》社会背景试探：《桃花源记》是晋代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名篇。千余年来，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是有目共睹的琼章。但历代学者们对它所描写的那个社会，却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求索》，1981（03）：88-90。
马氏宗祠旧址
马氏宗祠创建于清朝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修于1935年，于右任 [4] 题额；此图摄于80年代。
补充资料
[1]
马少侨：原名远兼，字政交，号啸樵，又号剑霞。出生于1920年。1943年毕业于华中艺专。中国苗族史研究的鼻祖、梅山文化研究的奠基者、楚辞文学研究的创新者、宝庆人文研究的推进者、当代湖湘诗词的泰斗。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南省政协委员、邵阳市政协常委、民盟邵阳市委会主委、民盟湖南省委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诗词学会副会长、邵阳市诗词协会会长、湖南省岳麓诗社邵阳分社社长、“南社湘集”社员。创办过《邵阳诗渊》和《双清诗词选》两个刊物。主要专著有《清代苗民起义》（为英国剑桥大学《剑桥晚清中国史》所引用并列入参考书目）、《湖南苗族人民革命斗争史略》、《邵阳历史钩沉》、《楚辞新证》、《魏源故居访逸录》；主要论文有《窜三苗于三危新释》、《〈天问〉“犬体”新证》、《太平天国前夕湖南天地会李元发的起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的苗民起义》等约60余万字；主要诗词专集有《马少侨诗词选》和《马少侨诗词续选》，收录诗词作品1000余首。据不完全统计，他入选的辞典和书籍有：《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中国当代教育家辞典》、《中国当代民间文学家辞典》，《当代八百家诗词选》、《中国当代诗词选》、《当代诗词点评》、《历史教学》、《史潮》等。（补充：《马少侨集》被收入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邵阳文库 · 甲编030》。马少侨15岁学诗，17岁已能吟咏成章，这一年他写了《陇上行》 等近50首诗；19岁时，师从进士、两江总督樊增祥的弟子宗子威教授，成为“臾江诗社”最年轻的社员；与章士钊、刘海栗、徐悲鸿、马万里、张默君（女）、程星龄、黄道奇、陈云章、黄士衡、杨第甫、陈新宪、徐君虎、羊春秋、马积高、曾玉衡、周磊村、粟实、周令钊、陈白一、姜今等名流交往密切。）
[2]
马楚材：马才东房马莲仙（马国霖）长子。原名永楠，号子晋，亦号次村，人称“楚大爷”，马家的族长。出生于清朝光绪十八年（1892）。毕业于新化实学堂。曾委托三弟马子谷请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于右任手书“马氏宗祠”。
[3]
华中艺专从1923年创办到1954年并入第一师范止，办31年，命运多舛，先后6次改校名，迁校15处。1923年创办之初名“湖南美术专门学校”，遵大专学制，一年后改为中专学制，易名为“湖南私立华中美术学校”。1934年5月遵当时教育部令改称湖南私立华中高级艺术职业学校（此校名一直沿用至1951年8月）。1938年11月长沙“文夕大火”前夕，为避战祸，学校迁至湘潭。1944年日寇进犯湖南，长潭陷落，代校长黄遐举及陈国钊带领部分学生辗转至湘西溆浦坚持办校，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迁湘潭再迁回长沙，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8月改为公立，称“湖南省艺术学校”。1953年8月鉴于艺术师资奇缺，又改为“湖南省艺术师范学校”，1954年8月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华中艺专作为湖南现代专业美术教育的开端，培养了大量美术教育与美术创作人才，既是湖南美术教育史上的奇葩，又为新中国湖南美术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4]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清朝光绪五年（1879）出生于陕西三原。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中国同盟会早期骨干，中国近代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文化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尤其是担任监察院院长一职长达34年；同时也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和复旦大学、私立南通大学校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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