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的人物数量有多么庞大，人物关系有多么驳杂，故事情节有多么热闹，人物在时光的洪流面前就有多么渺小，人物命运底色里的灰暗就有多么浓重，人物内心就有多么荒凉。庞大的人物数量集结成的不是温暖而是寂寞，因为庞大这个形容词只限于观者的视角，真正生活着的人是个体，他们因为无法打开彼此的心门或者因为缺少某种同一信仰而分外孤独，无法结成整体。无论是最后坐上火车去远方的杨百顺、牛爱国，还是一直留在原地安于天命的老杨、老鲁、老曾，他们都被命运驱使着，一辈子都在寻找“说得着”的人。
小说运用了类似于《水浒传》的传统叙事结构和本色的叙述语言，从市井细民到地方官员，将各色人等的人生轮流叙说、娓娓道来，对浮生百姓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多角度的展示，塑造了一组令人唏嘘不已的孤独者群像。 尤其是上部“出延津记”，在主人公杨百顺的经历之外，大量笔墨用于书写各类次要人物的庸常人生。这些人物有的是颇具身份的父母官和东家，但更多的是出身卑微、从事着低等行当的草民，如卖醋的、卖豆腐的、打更的、打铁的、剃头的、教书的、杀猪的、染布的、算命的、喊丧的、劈竹的、弹棉花的、赶大车的、打银器的、烧锅炉的等等。 这部小说中人物的命名也颇具匠心，只有主人公和少数人物是既有名又有姓的，其余人物都是在姓氏前加以“老”字予以称呼，而且姓氏几乎不重复，如此一来，“孤独”的普遍存在性便被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作品以洗练的语句、简洁的情节很好地描述了中国社会底层群众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需求：他们处在一个众声喧哗、极少有个人空间的社会中，把众人的接受、社会的要求当做自己的行为标准，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可；他们对孤独的逃避和排遣方法是寻找另一个人说出那“顶一万句”的“那一句话”，这是他们所有人一直纠缠着的心灵问题；但在他们对梦想的寻找中，可以窥见他们也有各种的生命追求和对灵魂自由的价值渴望，但是这些只不过是他们社会底层生活中极浅的一丝色彩而已。对当代中国社会底层群众的精神状态的主潮流我们要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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