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到……”是小学时学习语文，老师教给的句式，再也平常普通不过。读完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只用这样一个句式作为标题，是无奈也是注定。无奈的是，这是一本煌煌巨著，时间跨度一个世纪，地理跨度为大半个中国，人生跨度为幼年到耄耋，经历有战争、疾病、死亡、逃难、求学、投教、对峙、压迫、抗争，学科有文学、艺术、历史、哲学，人物有忧国尽卒的将军、以身报国的才俊、扎根文学教育的精英，坚挺知识脊梁的大师……既无法将五脏六胕之胸臆万千浓缩至精准，也无法准确的攫取一个角度干净利落地扬扬洒洒。注定的是，邦媛先生之经历沧桑巨变，憾恨无尽的时代记忆却是用巨大的克制，写下“温和洁净”的悲悯，于是，每一个华丽的词藻都会显得矫情，每一个故作的深意都会显得可笑。
邦媛先生是辽宁铁岭人，就是国内某著名笑星诙谐段子里的“大城市”——铁岭。原谅我认识这个城市是以这样不严肃的方式，竟未来得及向它表达过心中的敬意。她的父亲齐世英先生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原为张作霖部下，后受郭松龄将军结束军阀混战以御外侮的思想影响，入其麾下反戈张作霖，不想战场上先机顿失，兵败垂成，郭将军夫妇身殉巨流河。后多经艰难辗转，终加入国民党籍，自此抛家舍业全身心投入光复东北的地下活动和振兴祖国的事业中去。齐世英先生携妻带幼，举家接济不愿沦为亡国奴的东北流亡学子，多方奔走筹办东北中山中学。一所中学、千名学子，随着战事的紧迫和危急，从举办地北平迁到南京再逃到汉口——湘乡——桂林，终于在重庆沙坪坝挤得一线容身之地。这样一个需要付出极大心力、毅力和耐力的壮举，齐世英先生硬是生生将之完成。这个说是搬迁，其实是“逃跑”的路程中，他的妻子命悬一线，裹在棉被里被学生轮流抬上火车。所有能找到的衣服垫到她的身下，都会被渗出的鲜血濡湿。他的三名幼女凄惶无依，刚会走路的星媛在途中染病，终是在嗫嚅出一句“姐姐，抱抱！”之后永远闭上了眼睛。到台湾后，齐先生因为反对蒋氏的政策被开除国民党藉，提前结束政治生命，满腔抱负空记省，铮铮铁骨在晚年郁郁而终。
齐世英先生一生“温和洁净”的风格成就了邦媛先生的人生底色。这个看似柔弱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得以坚定地一步步将读过的书垫在脚下，把走过的路一寸寸焊进脊梁骨。在她充沛的生命中，东北子弟张大飞成为升华她思想境界的关键人物。张大飞的父亲为满洲国成立时沈阳县警察局长，因协助抗日，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上汽油，当众活活烧死，张大飞一家从此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他兄妹三人潜逃到姑姑家时，最大的他不过也只是十来岁光景。现在十来岁的孩子在做什么？忧愁的是作业太多，烦恼的是不能玩手机游戏，磕磕碰碰时迅速围上一群大人争相问候，挑选着去日本还是去欧洲旅行。而羽翼尚未丰满的张大飞，尚需父母呵护教导的张大飞，已不得不独自面对生与死的现实命题。在邦媛母亲救援东北学子的房子里，身上背负了太多国仇家恨的张大飞是一个沉默不语，却又忧郁温和的孩子。中山中学迁学途中，他与其他十多个孩子一起渡过长江，在愈燃愈烈的战火中自愿请缨报国。二十四岁，这名身着空军制服英姿勃勃的青年，在河南上空被击落，以身殉国。留给邦媛的，是细心保存的与她通讯的几十封信件和一本圣经。他对邦媛的亲切，对宗教的虔诚，对职责的坚守，对国家的信念……定格在二十四岁的生命当中。他与她之间有“爱”，却不是狭隘的男女之爱，更是“至诚的信托，洁净的情操”。七十五岁的邦媛在南京阵亡将士纪念碑上找到张大飞的名字时，白发飘扬，时光回溯，终是给这份沧凉的憾恨划上了和解的句号。
其实在本书里，邦媛先生更多地是着墨于她的求学、致知和教书育人、躬耕台湾文化界的历程。邦媛一代何不其幸，在战火的蔓延之下一路跌跌撞撞，颠沛流离；邦媛一代又何其幸运，在围追堵截、朝不保夕的历程中却得到了启发思想的熏陶和高水准的教育。齐世英先生创办的《时与潮》杂志社里都是站在时代前沿的文化先锋，用那个时代最迅捷的方式时刻吸收着来自西方学界的学术成果，用于开启民智、唤醒沉睡的国人。她说：“南开教育最令我感谢的当然是学业，那六年奠定我一生进修的基础。”她遇到的校长是张伯苓先生，她聆听的是“注重性灵启发的有识之士”的教诲。南开的体育课也让这个在幼年时就差点夭折、骨瘦如柴的十五岁少女第一次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她的身体和思想一起在扎实的南开教育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得不说，这样的基础对她一生弦歌不辍是极其重要的。中学时代结束，邦媛以少女的负气与执拗，报考了武汉大学哲学系。适逢学界大师朱光潜，朱先生赏识她在英文方面的才华，说服她转学到外文系，并答应做她的导师！从此，《印度小夜曲》《夜莺颂》《啊，船长！我的船长！》与《江城子》《峨嵋山月歌》握住了手，知识结构里的“东”与“西”开始融会贯通。那些专业的英诗课的追忆，包括先生之后到美国当交换学者的学习细节，到她重回大学讲解时手挥五弦，对我来说太复杂，只能掩面略过，只能“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了。
邦媛先生不仅在台湾教育界呕心沥血，更是将台湾文学推上世界舞台的功臣，同时积极促进两岸三地文学交流。她是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的主要力量之一，与同袍成立“中华民国笔会”并担任总编辑，参与“台湾现代华语文学”英译计划，鼓吹设立“国家文学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她在台湾文学定位、研究、发展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最令人肃然起敬的，首推她在“文史编译馆”任教科书组组长时，冒着没顶的风险，对编写台湾“国中”语文教材的寸步不让，力保学术尊严，使每一个正在成长的学生的心灵得到陶冶与启发。
初读《巨流河》，邦媛先生字字低回，却看得我热泪盈眶，如梗在喉。“国破山河在”的无限凄凉，让人想起《金陵十三钗》里如花少女被日本兵拖行糟蹋的情节，隐喻的不正是铁蹄所到之处大好河山、黎民百姓所惨遭的强暴？邦媛先生笔下，重庆轰炸中日军将隧道两头炸塌，三万人被活埋；雄心壮志的童子军目睹一具具被烧焦的尸体从轰炸后的废墟中抬出，咽不成声；无数百姓拖家带口颠沛流离，命丧他乡，却得不到来自政府的援助，从此人心渐失；懵懂的小伙伴问邦媛：“我爸爸的头为什么会挂在城楼上？”当世之人的血与泪，岂容我们这些后世之人编造如癫似狂的抗日神剧？岂能带着既得利益者的傲慢只是进行冰冷的学术分析？俱是亵渎。
从东北的巨流河，到台湾最南端的哑口海，回顾这千年难遇之巨变，不胜唏嘘。最后，请允许我用余英时追悼钱穆先生的挽联作为结尾：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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