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四十年代》

关于历史，我们所读到的都是关于大事件和大人物的记述，而普通人的生活感受和细节却难有机会触碰。仿佛更多数的民众只是少数人的陪衬，这几乎是一种讽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包括了民国、抗战与新中国初建几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平凡人的回忆录，这样的记述对客观地了解当时的民情风土是个很好的补充。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好，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了解了某个时期的点滴细节和普通人的感受，对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大事件和大人物也是有着间接的帮助。

張修潮，生于1934年11月5日（农历9月29日），于南京，后随全家搬迁至上海。五十年代来到吉林至今，并于当地成家，生有三子。张先生于1994年退休，退休前曾任电力设计所所长、经理，高级工程师等。

《普通人的四十年代》是其退休后所写回忆录，以生活在城市中普通孩子的视角回忆这一动荡时期的点滴生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四十年代真实画面，地点涉及南京，上海，桂林等地。

第一章最初的记忆

一、火神的洗礼

“啊……！失火啦……！”一声女人凄厉的叫声，划破了这深冬的午夜。

随着尖叫声，奔出一个黑影。约模两分钟，这个黑影像刚才奔出来那样踉跄的又奔进了茅屋，等她第二次奔出来时，茅屋顶上已蹿出第一股火苗——火上房了！

在火光下，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一手挟着一个熟睡的孩子，吃力地边拖边抱往外跌撞着……。

这是一个普通的腊冬之夜，后半夜西北风越刮越紧，最后风儿看到了火，好似猫儿嗅到了腥，乐得狂吼起来。火在风的赞赏和纵容下，也就更大胆，更猖獗地漫延起来。火杖风势，风助火威，顿时，这片工人住宅区变成了火海……。

……大火撕碎了屋顶、墙壁，吞噬着房屋和里面所有的家俱、箱柜、衣被……。可恶的风，在空中幸灾乐祸的狂笑……。

火场上人声嘈杂，女人尖叫声，孩子的哭声，屋顶燃烧的噼啪声，房柱屋梁的倒坍声，燃烧物品的爆咧声，人们奔跑呼叫声，喘息声……这个景象这些声音汇集成一片有声有色的悲惨恐怖场景。

四个钟头后，天已经大亮了，灾火已经烧完了，不是熄灭而是烧尽了一切可烧的东西！东一片西一片的断墙残壁，一根半截的斜插在灰烬中的焦木头，还在冒着黑烟……。几十户工人住宅屋，全然化做焦土废墟一片……。

火场上，在这黎明的静谧中也安静了下来，只有几只野狗到处嗅着，寻食着灾火给它们带来的渔利。还有几个妇女伏在自家那一片焦土上，无声的干嚎着或者发着呆……唉！已经哭干了眼泪，喊哑了嗓子。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四周围坐着四个小孩子，她呆呆地望着一处烧焦的木头，脸上全然无望的呆木神情让人看了直打寒噤。怀中一个奶孩正在啃着她那干瘪的奶子……。她就是“火头”是大家恨之入骨的“火头”，她如今不敢看到人们，不敢走进现在作为收容所的“凉亭”里。

权充收容所的“凉亭”，是南方青石乡道上供过路行人遮阳避雨歇息的建筑物，像后来在电影《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看到的十里长亭。

这是1939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发生在广西桂林市郊区的一个农村，这里正在新建着一座内迁的后勤军需被服厂，它是由南京迁来的。几年前这里还是荒野农田，现在工厂厂房一片片树立了起来，厂区的东面是工人临时住宅区，那是些临时搭起来的简陋草房和草棚子，我就是临时住宅区中一户工人之家的孩子，那时我还不满五周岁呢。当时只有妈妈带着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和小两岁的弟弟，另外还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四弟，因为工厂在基建不能上工，发不了工资，父亲跑到桂林市一个师兄皮鞋厂打工去了。

咔！咔！咔！随着一阵皮鞋响声，凉亭一侧的临时遮盖起来的布墙打开了，一个魁梧的青年小伙子弯身闪了进来。左胳膊跨着只菜篮子，他一进来就摄手摄脚的一步步寻找落脚的空隙，因为满地都是些熟睡的孩子和堆放的衣被杂物，终于在墙角处看到了他要找寻的人——一位打盹的青年妇女——我的母亲。

“张嫂子！……张嫂子……怎么样了啊？”他一边放下篮子，一边小心的问道。

我母亲睁开了红猩猩的眼睛，同时扬起了头站起身来。

“哦！黄杰啊，你来啦！”这一瞬间疲倦的脸上闪出了兴奋的光彩，可是立即又熄灭了，想起刚过去的恐怖之夜，那场撕人心肺的大火，和那奋死抢救孩子的场景，不忍再想啦。

黄杰是我父亲的徒弟，听说大火烧了家属区的草房，忙过来看看，师父不在家，他来帮忙照顾我们。

二、妈妈讲述的

我家祖籍是安徽徽州，大约在祖父的上一代到了南京市，我出生在南京市，当时父亲在被服厂做皮鞋，这个被服厂好像是属于部队的。抗日战争开始，南京吃紧，被服厂开始南迁，那时我才三岁。听妈妈说，我外祖父是南京当地人，外祖母是南京对岸浦口六合乡下人。外祖父生前开过戏院子和澡塘子，是青红帮里的人物，我出世前后，外祖父就患“中风不语”而去世了。

在我的童年，头脑中有一个常常出现的外婆形象，那形象主要来自那张坐在安乐椅上的慈祥的照片，母亲也经常和我们讲述到外婆的事。比如说：“……你外婆就常说啊……”“你外婆就喜欢这样啊……”“你外婆在这里就好啦！……”等等。我父亲家的情况，从小我就知道，祖父曾经开过香烛店，后来生意不好关了门。我祖父会算命，我和大哥的名字就是祖父根据我们的命相八字按家谱起的，我命中缺水，而大哥命中缺火，大哥名字中已经有火字，而我的名字中必须要有水。祖父实际上是破产了，晚年生活很苦，靠摆测字摊过日子。

我有一个姑母是祖父的大孩子，我父亲是男孩子中的老大，还有一个叔叔，一共就这么多人。

姑母年轻时上教会学校，嫁给贾姓，后来也入了基督教，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叔父曾经学过好几门手艺，最终在菜市场卖猪肉。

我姑母是我这一辈子对我影响较大的一个人，她对我和我们一家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我是深深地感激她老人家的，愿她早已升入天堂，与上帝同在。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衰落的家庭，从小没念什么书，在祖父开香烛店的时候念过两年书，好象是私塾，后来就到一家做洋皮鞋的作坊学徒了。“洋皮鞋”那时在中国还是刚兴起的行业。后来父亲被分入了被服厂皮鞋分场。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为这个厂是属于部队的做军装军鞋，当然要随军南迁。大约在1937年秋冬之际，我们一家五口（当时已有三个孩子，大哥、我和三弟）随厂坐轮船从南京下关沿长江逆水而上，到了汉口而后又到长沙湘潭。在湘潭不到两个月，由于战争节节败退，我们又改乘木帆船沿湘江南下，途经湖南冷水滩来到广西黄沙河的地方，稍事停泊，此时我四弟就降生在黄沙河。

我们又经过广西全州、灵州到达桂林郊区。此时已是1938年的四五月份，我们已是六口之家了。

到了桂林郊区，工厂正在建设中，南迁的工人家属，被安置在狭小的阴暗的茅草房里居住。工厂没开工当然发不了工资，只发一点点救济金，勉强维持。而我家人口众多难以应付，父亲跑到桂林市找到了师兄弟开的“中华皮鞋店”作坊，在那里起先是父亲把活儿拿到家中来做。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年夏天，父亲从厂里回来，吃完晚饭就在饭桌上铺起了一块帆布，把工具袋里的小鎯头、钉子、锥子、麻线、烙铁……等等工具摆满一桌子。父亲腰间系一条帆布围裙，叼上一只香烟，嘴里还哼着京戏，坐在一张特别的竹椅上，两只大腿间夹着一只还没有上底的皮鞋，举起小榔头有节奏的敲打起来。在这个时候，母亲干完了家务活总是站在父亲的身旁，拿着大芭蕉扇，给父亲打扇……。父亲和母亲总是工作到深夜，为了这六张等待着的口。后来，父亲干脆搬到了桂林市中华皮鞋厂作坊去打工了。

三、启蒙教育

那时活跃在工人生活区的，有两个青年服务组织一个叫社会服务团，一个叫青年服务团，都是厂里青年艺徒和一些热心人组织的。

这两个服务团主要是：办民校、夜校，办剧团，组织歌咏队、朗诵会，搞抗日救亡宣传等等。那几年在我们工人区这些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深入人心，遍及家家户户，甚至于影响了人们一生的生活和思想。我父母他们那一辈人在这些活动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下，了解了许多人间道理，启发他们做人的准则，连我们小一辈的人也深深地记忆了那些感人的场面，生动的一切，影响了我们一生。

我的启蒙教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在这以前我只隐隐约约记得父亲用带着各种书画的字块，个别教过我识字。而有系统地学习，是从青年服务团的夜校开始的。当时夜校有成人的，也有儿童的，我们儿童班里教课的是两个青年艺徒，只记得一个瘦猴脸的叫王小二的教我们“算术”课。他也常去我们家，所以很早就认识，遇到我总是指着他瘦尖的鼻子，拉长了声调喊：“小——二—— 子 ——！叫——我—— 一声 —— 王 —— 叔 —— 叔 ——。”我从小脾气古怪，不爱说话，不爱理人，现在说法是所谓“内向”吧！那时，我一边用眼角瞟他一眼，一边心想：“你不也是叫小二子吗？什么王叔叔！”

王小二是苏北人，尖尖的猴脸矮小的身材，性格开朗，嘻嘻哈哈，人们都喜欢和他开玩笑逗他玩，都好学他的苏北腔调说话。

“小二子啊！不经刚刚呢！……哎哟喂，妈妈！”

有的淘气小鬼，看他走过来，就做着鬼脸一蹦一跳的唱起来了大人们教给他的歌谣：“王小二！磨豆腐！半夜里，想老婆！”

这时王小二迈着急步，伸着巴掌威吓着逼过来，小鬼头一跃就跑个没影……，小孩们谁也不怕他。

教我们“国文”的却是个截然不同的年轻人。人高马大，混身白里透红，饱满的脸膛，高鼻梁微微透黄的眼珠像个外国人似的，人们都说他是“旗人”。他的性格与外形也不符合似的，是个腼腆的人，甚至和熟人说话都常常脸红含羞似的，因此有人背后叫他“大姑娘”。可是，他却是个用功学习，庄重孝敬的年轻人。

他不喜欢和大家一起说笑，甚至不常听到他说话，他好像只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读书。他还是一个厂里有名的“孝子”，在这方面，他是我母亲常常引教我们兄弟的活教材。据说他家乡只有一个老母亲。“看看人家郑叔叔又好学又孝顺”母亲不知介绍了多少遍他的事迹。“人家郑叔叔一年到头省吃俭用，把那一点艺徒津贴，全部寄给老母亲了。在家乡时，怕他妈舍不得吃，每到星期六，别的小伙子早去逛大街、喝酒去了，他却给他妈买了猪肝提着猪肉回家做给老娘吃了……”自然母亲为他的孝心所感动，也特别希望自己的儿女能从中受到教益。确实这些事实给我和我的兄弟们很深的教育，以致数十年中都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我对郑叔叔在这方面非常敬重，却对他对待世界，对待我们的许多态度不无不快。

他对待各种事物过于“冷静”，甚至有“冷若冰霜”之感，一举一动都是那么冷冰冰的，甚至傲慢的。在他教我们语文课时，总是那么清清楚楚，真真切切的念着课文，眼睛却始终看着教室的天花板，好像书本就在天花板上，也许是担心天花板突然会坍落下来！？

在青年服务团夜校学了大约几个月，后来我和大哥又转到社会服务团办的夜校去了。

四、最早的“社会活动”

社会服务团比青年服务团组织要大，他的头头是个外号叫“韩萝卜”的满脸胳腮胡子的大汉，年龄约模在四十岁左右，是服装部的一个工人。韩萝卜为人耿直仗义，在厂里小有名气，虽然是个单身汉，但是他的吃穿都极其简朴，平日他的工资大部分是接济一些困难工友了，要不就是为社会服务团买宣传品了。

我父亲在桂林城里做工时，我家有些困难，他虽不是制鞋部的人，却常常给我们家一些接济。在人力上更是有求必应，一付热心肠，视全厂的贫困工友为一家，故而声誉和人缘在厂工人住宅区是首屈一指的。社会服务团主要的活动场所，一个是夜校，一个是俱乐部。对于俱乐部，我的幼小心灵中有着一个生动的记忆。那时充做俱乐部的那间大草棚子，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北方农村的大队部的样子。六、七十平方米的大草屋当中有两根被油灯熏黑了的松木柱子，靠东头有一排用木板钉成的条桌，做为主席台，在对面就是六、七排用木板和木柱钉成的条凳，在松木柱子和四周墙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晚上俱乐部有主要活动时，一盏吱吱作响的发出刺眼白光的汽灯挂在“主席台”梁架上，把整个草棚照得瓦亮。平日晚间活动，梁架上就挂着一盏马灯，那黄黄的光落洒在人们黄黑的脸上。

有一天晚上，在这草棚子前挂起了一长串红红绿绿爆竹，清脆热闹的鞭炮声，把大人小孩召集到草棚子周围来，大胆的孩子在鞭炮鸣炸声中去抢那未爆响的鞭炮。鞭炮一停大人和孩子都拥进了俱乐部，这天俱乐部的模样也焕然一新，正当中挂着滋滋直响的“汽灯”把整个草屋照得比白天还亮还白。周围墙上新贴了一批红绿标语，在东西的墙上拉上一面醒目的大红幅，上面几个大字：“庆祝长沙大捷”。这天晚上，人来得特别多，小小的草屋根本容不下，只好打开所有的门窗，临时在草棚外也挂起一盏“油灯”进屋的人有的坐着有的挤着站着，还有一些站在屋外。韩叔叔站在东墙边的长桌边，面对大家，向大家大声宣读了当天的中央日报号外：庆祝长沙大捷！大家热烈真情地鼓掌，后来韩叔叔又激昂的讲了一会儿，大家报以热烈掌声，会场群情激动。

接着一个长发的修长男青年走上讲台，用迅速有力的姿式把两手举起在前方划了个半圆，用嘹亮的声音唱道：“大……刀……向……预备唱！”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的武装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呼啦，一声轰鸣咆哮，屋里屋外，男女老少共同唱出了这一最强音，轰轰的吼声震撼着夜空，差点震飞了可怜的草屋的屋顶。

人们越唱越起劲，越唱越兴奋，越激昂，就好象这些愤怒的人群每人手上真的挥舞着带红绸子的大刀向着日本鬼子砍去似的。大家唱出了心中的痛快，唱出了民族的伟大精神！后来大家还唱了“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等歌曲才散会回家。

这天晚上我很兴奋，虽然那时我还年幼不太知道抗日救国的大道理，但是我从心底里痛恨日本鬼子，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会跑到这么老远的广西来受罪呢？

当天夜里，我就梦见了日本鬼子，那模样和鬼一样，不过是戴着一顶日本战斗帽，身后挂着一把长长的东洋军刀。那鬼子正朝我走来，我吓出了汗，就在这时又响起了雄狮怒吼的歌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和一群孩子都不由分说的举起了挂着红绸带的大刀，不顾一切地朝向那个鬼子砍劈过去！“咔嚓！”一声手起刀落，在眼前浮出一片通红的液体，那鬼子应声倒下，被劈成两半了！我又兴奋又害怕，再定神一看，满地流的竟是红红的南瓜瓤子。再看那鬼子，却是一个被砍成两半的“枕头瓜”呀！我又奇怪又着急……最后醒了，才知道是南柯一梦。

醒了以后，天还没亮，这时我才想起来，上个月在“俱乐部”看活报剧，演过用大南瓜化装成小日本，带着日本战斗帽，被演员当场劈成两半。不觉笑了笑又回到梦乡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