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中有一种神性。在从容的心境中,我们得以领悟上帝的作品,并以之为榜样来创作人类的作品。没有从容的心境,我们的一切忙碌就只是劳作,不复有创造;一切知识的追求就只是学术,不复有智慧;一切成绩就只是功利,不复有心灵的满足;甚至一切宗教活动也只成了世俗的事务,不复有真正的信仰。没有从容的心境,无论建立起多么辉煌的物质文明,我们过的仍是野蛮的生活。常有人问我:不去想那些人生的大问题,岂不可以活得快乐一些?
从容不迫
我想用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话来回答: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幸福,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满足的傻瓜幸福。人和猪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灵魂,猪没有灵魂。苏格拉底和傻瓜的区别就在于,苏格拉底的灵魂醒着,傻瓜的灵魂昏睡着。灵魂生活开始于不满足。不满足什么?不满足于像动物那样活着。正是在这不满足之中,人展开了对意义的寻求,创造了丰富的精神世界。中国古话说:知足长乐。这也对。智者的特点正在于,在物质生活上很容易知足,却又绝对不满足于仅仅过物质生活。相反,正如伊壁鸠鲁所说,凡不能满足于少量物资的人,再多的物质也不会使他们满足。
那么,何以见得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幸福呢?穆勒说,因为前者的快乐更丰富,但惟有兼知两者的人才能做出判断。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头满足的猪,跟你说了也白说。我不是骂任何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
智慧使人对苦难更清醒也更敏感。一个智者往往对常人所不知的苦难也睁开着眼睛,又比常人更深地体悟到日常苦难背后的深邃的悲剧含义。在这个意义上,智慧使人痛苦。然而,由于智者有着比常人开阔得多的视野,进入他视界的苦难固然因此增多了,每一个单独的苦难所占据的相对位置却也因此缩小了。常人容易被当下的苦难一叶障目,智者却能够恰当估计它与整个人生的关系。即使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由苦难的表象洞察人生悲剧的底蕴,但这种洞察也使他相对看轻了表象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智慧对痛苦的关系是辩证的,它在使人感知痛苦的同时也使人超脱痛苦。我把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视为最根本的责任心,理由就在于,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惟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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