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关鑫
一 、写作背景及文章的针对性
本文写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发表在一九三O年一月《荫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社会杂观”栏，后收入《三闲集》中。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把中国推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之所以能得逞，就我们党内来说，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统治。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致。每个共产党民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杭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 就蒋介石方面说，是由于他的好诈狡猾。蒋介石是一个流氓出身的木阴谋家。·他投机革命以后采取两面派的手法，高唱革命调子，骗取了孙中山先生的信任，窃取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要职。为了篡权，他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亭件”，接着提出了所谓“党务整理案”、排挤了共产党，把权力逐步集中于一身。在北伐战争中，他是北伐军的总司令。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他眼看时机成熟，大耍流氓手段，公然投靠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死心塌地地与人民为敌。蒋介石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大卖国贼。
蒋介石在篡夺了革命的胜利采实后，恶毒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为“匪”，，在他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人” 的血腥镇压下，三、四年内就屠杀了一百多万革命者。革命队伍中颇有些人为白色恐怖所吓倒而叛变投敌，“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而长期以来坚持投降主义的陈独秀等人，这时更加狂热地鼓吹取消主义，彻底背叛革命。鲁迅以坚定的革命立场指出：“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三闲集·铲共大观》) 针对蒋介石、陈独秀之流 大流氓、的卑劣行径，鲁迅巧妙地通过谈流氓的演变，通过对有关作品的评论，言此及彼，痛斥了甘当奴才的无耻叛徒，回击了浊浪滚滚的投降主义逆流，抨击了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这在当时就是一篇批判叛徒投降派的战斗檄文，在今天仍然有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课文串讲
本文涉及的内容极广，它从两千多年前的孔墨谈到近代的流氓，是是一篇简要的流氓演变史。从孔墨到流氓，名称虽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本质都是奴才。全文七个自然段，可按流氓发展的五个阶段划分为五个大段。
第一大段(即第一自然段) 写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孔墨的奴才行径：他们不满现状，妄图借“天命”压服人主，反对当时革新进步的朝流，把历史拉向倒退。
鲁迅指出：“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孔老二(公元前551— 479年)，生活在春秋末期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他对奴隶暴动、新兴地主阶级兴起的“现状”很不满意，哀叹“礼崩乐坏”，、狂叫要“克己复礼”，即开历史倒车，恢复即将崩溃的奴隶制。他所使用的“家伙”(即思想武器)就是“天命论”。
孔老二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 . 季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十二》“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三》) 总多，在他看来，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奴隶制国家最高统者的周天子，受命于天，同样是不可侵犯的。他用这些谬论妄图扑灭奴隶反抗的熊熊烈火，阻挡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奋起夺权的潮流。孔老二这种为奴隶主效劳的作为，充分说明他是奴隶主的奴才。墨，即墨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稍后于孔丘，主要活动在战国初期。他对于诸侯国之间互相攻战的现状也不满，认为““民有三患: 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止》)，因而也要求改革。他所采用的武器也是“天”。墨翟的“天”与孔老二的“天” 是有所不同的，但都用“天”来说动或压服人主则是相同的。墨翟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天志上》）又说: “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 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天的赏罚上，借天意来限制君主，说服主公大大行善政，结果只能麻痹奴隶的反抗意志，在客观上同样起到维护旧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墨子也是奴隶主的奴才。
第二大段 （第二、三自然段) 写封建社会初期(汉)儒侠的产生和他们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手段及其奴才本质：“ ‘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
鲁迅指.出：“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 “儒” 和“侠” 均是在社会大动荡的情况下分离出来的社会渣滓。由于奴隶的反抗，奴隶主内部的争夺，奴隶社会解体，许多奴隶主贵族分子逐步降为庶民，成为一批不从事生产、光吃闲饭的游民，其中有的靠着一点文化知识摇唇鼓舌于权势者之间，谓之“儒”；有的则凭借武艺勇力，托庇结交于富豪者门下，即所谓“侠”。他们名称虽异，本质则一：都是反动统治者的奴才。“儒者，柔也”，语见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柔，历来大都解作怯儒，此处应作阴柔解，即说儒家惯于使用”仁政”、“王道”’之类的软刀子，阴险毒辣，杀了人又不露痕迹，这样“当然不会危险的”。而侠不同，他们不象儒者那么巧猾，他们是一伙甘心为统治者卖命效劳的亡命之徒。鲁迅说的“老实”，是贬义词，即死心塌地，也就是《史记 . 游侠列传》所说的 “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确实，·“士为知己者死”，是侠所信奉的遭德观念。在侠的心目中，豢养他们的统治者犹如再生父母，故“不避其难”，以命相托，“以 ‘死" 为终极的目的”，舍生忘死地为统治者服务。《史记·刺客列传》所记载的豫让、聂政、荆 柯就是以“死"，报答主子的典型。豫让为了要给“知己者” 智伯报仇，不惜改名换性，甘作贱役，甚至 “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去谋刺赵襄子，结果未成而死；聂政有感严仲子待己之厚，独自“杖剑至韩”，刺杀侠累，然后剖腹“自屠出肠”而死；至于那个为刺秦主而死的荆柯更是臭名远扬的跳梁小丑。必须指这些侠的活动都是以维护诸侯的分裂割据，阻挡厉史车轮前进为其目的的，·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他们的矛头无一不是指向秦国的统一事业。因而他们的死是轻于鸿毛的。到秦统一中国、特别是到了汉之后，侠的反动性愈益暴露，故执行法家路线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均采取强硬措施，对侠大肆加以镇压，那些“真老实的”，即侠中的顽固派、死硬派 “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这里指的是汉以后侠由愿为统治者卖命到取巧保命的演变，是侠的浚落。“汉的大侠，就己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作护符之用了。”《史记 . 游侠列传》中所记载的剧孟、郭解之徒，就是“汉的大侠”的典型。他们与权贵关系密切，如剧孟的母亲死时，“自远方送丧盖午乘”，郭解在汉武帝迁富豪于茂陵时，将军卫青替他说话：“郭解家贫，不中徙。”武帝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 后提郭解，“诸公送者千余万”人。一这就是“汉的大侠”与权贵相互勾结的铁证。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这两句话实出自韩非《五蠢》。在《五蠢》中，韩非把儒者、侠客、政客、食客、富商斥之为社会的五种蛀虫，必须加以清除。“儒以文乱法”，是指儒家为复辟奴隶制惯于用“仁义”、“礼治” 的反动学说扰乱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制；“侠以武犯禁”，指游侠持械行凶违反禁令，破坏统一。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侈时期，儒侠的作为都是对当时的革新运动的一种叛逆行动，是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的。这是韩非的原意。但到秦汉以后，封建制已经完全建立并日益得到巩固，而原来为奴隶制服务的儒家思想经过稍加改造转而为封建制服务。时代不同了，儒家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故此时儒的“乱法” 是指在不危及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基础的“乱”；而侠的“犯禁” 也是在不危及封建统治根本利益基础的“犯”，这只要看看儒侠后面有“五候”之类的靠山就可明白。所以鲁迅说：“ ‘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这也就是鲁迅不把这两句话写成“韩非说”而写成“司马迁说”的用意 (自然，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引用韩非这两句话也是一个原因)。这种不是“叛”而只是“闹点小乱子”的行径，是鲁迅对儒侠奴才本质的深刻揭露。这种行径，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小骂大帮忙”。鲁迅在《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中曾以焦大骂贾府和新月派骂国民党为例，揭露他们“小骂大帮忙”的丑恶嘴脸，鲁迅说，焦大骂贾府，“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而新月派骂国民党也“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 ‘若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 罢了。” 懦侠的作为与焦大、新月派并无二致，它们是一路货色！
第三大段 (第四自然段) 写封建社会中期(宋)儒侠向强盗的历史演变，揭露宋江式强盗的手段与本质: “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天子，接受招安，镇压不 “替天行道” 的强盗，“终于是奴才”。
此段是鲁迅集中评论《水浒》的一段极为精辟的文字，是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示《水浒》的要害，对《水浒》作出的正确评论。
鲁迅首先揭示儒侠向强盗的演变：“‘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然二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江式强盗的要害 : “替天行道”、“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这样就抓住了《水浒》的根本间题。
必须指出:“替天行道”是一面奴才的旗帜、投降主义的旗帜。这里的“天”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总后台-----天子、皇帝；“道”就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制定的那套道德规范，就是孔孟之道。说穿了，宋江的“替天行道”，就是替宋徽宗行道。这一点，九天玄女给宋江的法旨“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就作了很好的注脚。宋江打出这个旗影就是明确宣告自己的主子是赵宋皇帝，表明自己是为皇帝效劳的奴才。宋江要为宋徽宗行道，自然就不会反天子。《水浒》作者喋喋不休地为宋王朝歌功颂德，说什么“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那时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只因奸巨作祟，洪太尉“误走妖魔”，高球发迹专权，“屈害忠良”，才引出梁中一百零八人和高俅、蔡京之间的矛盾斗争。奸巨是坏的，但天子是“至圣至明”的。只要反对好臣、贪官，就可以 “云开见日”，一切矛盾可以解决。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 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来看，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封建社会的国家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工具，而皇帝则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因而，敢与不敢反对皇帝，这是区别历代农民起X中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的试金石。宋江只反奸臣，不反天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忠为君王恨贼臣”。，“恨”是为了“忠”，反贪官是为了保皇帝，是为了给封建制度、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排除故障，更换零件，以加固皇帝的统治，使宋王朝“万古永存”。鲁迅抓住了《水浒》只反奸臣，不反天子就抓住了它投降主义的要害。
在这里.，要弄清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鲁迅对李逵的批评?李逵是梁山农民起义革命路线的光辉代表。他既反贪官，又反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造反最强烈;他反对招安，亲手撕毁皇帝的诏书，大骂“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斗争最坚决。但对于这样一位农民起义的英雄，施耐庵却极尽其歪曲丑化之能事，把他写成不讲政策、不分敌我，一味蛮干的鲁莽家。鲁迅批评李逵为救宋江而乱砍看客可理解为是对施耐庵的抗议。同时，鲁迅对李遒的批评是在上句揭露宋江搞投降主义的前提下作出的，为宋江搞投降主义提供例证，并不是对李述的伞面否定。
接着，鲁迅着重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里鲁迅深刻地揭示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三部曲:只反奸臣，不反天子—接受招安—镇压革命的起义农民。不反天子，必受招安，这是推行投降路线的必然归宿。值得注意的是，宋江是在凭借梁山起义军的力量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情况下受招安的！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宋江受招安是为了当上“国家臣子”，以便“青史留名”，而杀人放火只是为了抬高他自己奴才身价的手段而已。宋江与高俅当官的道路不同，但目的则一，真是“殊途同归” ! 接受招安，必然镇压革命的起义农民。这是宋江为了效忠天子，做稳奴才的必然行动，是一条阶级斗争的规律。鲁迅说过:“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宋江就是这样的叭儿狗。你看他对待方腊，他凶相毕露:“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直杀得方腊起义部队“尸横遍野，血流成渠”！ 俘获了方腊的将领“斩首示众” 不解其恨，还要“剖腹挖心”！宋江正是用革命农民的鲜血染红他王朝先锋官、的战袍，踏着革命农民的尸体爬上“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方的宝座！ “终于是奴才”是鲁迅对宋江投降主义本质的深刻揭露，凝聚着鲁迅对宋江的无比蔑视与愤怒谴责。
第四大段 (第五自然段) 写封建社会后期(清)强盗向保镖的演变，揭露保镖产生的背景以及他们“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的“曲线尽忠”’的奴才嘴脸，真是”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满洲”，‘即满族。毛主席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满清入关，是满族上层统治集团入侵中原以统治汉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广大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步骤。斗争的实质，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时间是在一六四四年。为了征服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他们采用武力镇压和思想控制，残酷压制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他们为了测验汉族人民是否诚服，特颁布《剃发令》，限期令汉人剃发。其中说:“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当重罪。”(《东华录》顺治元年六月) 又如他们还大兴文字狱，残酷镇压对清政府有不满的人。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有个叫查嗣庭的考官在江西主考时出了个“维民所止”的考题，被人告发是要杀雍正的头 (去掉雍正二字上面的笔划就近乎“维止”)，雍正大怒，杀了这位考官。类似这样的事例在清初几朝不胜枚举。在这样严酷的统治下，“中国渐被压服了”。鲁迅连用三个“不敢”既说明这种统治的严酷性，也指明保镖产生的历史背景。但是，保镖仍然是奴才，与侠、盗相比，他们是胆小的奴才。“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并非说保镖们不想为天子效力，而是由子异族天子的凶顽而变成了不敢，这正好说明在异族天子统治的历史条件下保镖这种奴才的虚伪和怯弱。其实，他们为“好官员”或“钦差大臣”服务，何尝不是为清朝皇帝服务?这是一种 “曲线尽忠”！《施公案》中的黄天霸，《彭公案》中的黄三太，《七侠五义》中的展昭之流 就是这类奴才。他们跟定施仕纶、彭朋、包拯，“给他保镖，替他捕盗”，日夜操劳，深得主子的欢心。 展昭还被包拯推荐给皇上，皇上当面御考，赞不绝口，誉为 “御猫”，封为四品带刀护卫。真是做奴才够格，官运亨通！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论述这些保镖时说：他们“大半粗豪，很象《水浒》中底人物”。这就一语道破了展昭之流与宋江式奴才之间的关系：宋江是展昭之流的前辈，只是后者的奴性更足而已。
第五大段 (第六、七自然段) 写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流氓的产生，揭示流氓的卑劣行径及其倚强凌弱的奴才本质。
鲁迅以强烈的嘲讽口吻指出:“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捅盗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这就深刻地揭示出流氓产生的原因是不被打、求安全，指明流氓是更加胆小的奴才。从侠、盗、保镖演变到流氓，真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 ！接着，鲁迅用分号隔开，列举流氓的所作所为，说明他们为主子效劳的本领。他们打出的旗号是漂亮的，仔么“维持风化”呀，“看不起无知”呀，“宝爱秩序”呀等等，似乎倒是他们最干净、最有知识、最遵守秩序，然而“风化”、“秩序”恰恰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所鼓吹的孔孟之道那一套，而“租界章程”之类是帝国主义为压迫奴役中国劳动人民而制定的，这样的东西，流氓耍去“维持”、“宝爱”和维护，就正暴露了他们为国民党反动派、为帝国主义效劳的奴才真面目。更何况“和尚喝酒” 没啥了不得，“私娼私贩” 则是腐败的社会制度加产物，流氓舍本逐末，不去触动罪恶的社会制度，而把矛头指向由这制度产生的社会现象，其奴才面目更为可僧了。流氓之所以这样做，其原因是由于“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这就更为深刻地揭露了流氓，倚强凌弱、为虎作张的奴才嘴脸，可是，很可惜，“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只有张春帆描写妓女生活的小说《九尾龟》中的主人公章秋谷 “约略近之”。故鲁迅以推测的口吻说:“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一并抢苦地说，他正期待着张资平的“近作”。张资平，曾经是创造社的作家之一，后来脱离创造社，堕落为色情小说的作者 ! 是一个最无耻的流氓文人。鲁迅曾把张资平的“小说学”加以概括:“那就是 ---“△” 。但这个家伙死不要脸，曾在自己开设的乐群书店的广告上吹嘘自己是 “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 ，鲁迅在文末加上引出，顺带一枪地给以无情的嘲笑和鞭挞。
综一上所述，本人的中心归纳如下：鲁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对我国几个历史阶段社会现实的分析和有关作品的评述，揭露孔墨，儒侠、强盗、保镖、流氓产生的背景，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以及 “终于是奴才” 的丑恶本质；从而猛烈地抨击了历代反动派特别是蒋介石的罪恶统治。·
三、写作特点
1、抓住要害，一线贯串。本文是篇流氓演变史。谈历史，离不开广度，但如没有分析，则广度必成为泛泛之谈，没有深度。毛主席指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有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 , 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鲁迅在本文巾对孔墨、儒侠、强盗、保镖、流氓逐个进行了分析，考查了他们产生的背景、卑劣的行径以及共演变过程，并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孔墨到流氓的名称变换中，找到了他们共同的本质-----“终于是奴才”。“终于是奴才”，既是贯串本文的线和论述的中心，又是他们深刻的本质的揭示。这样分析中肯，抓住下要害，既有面钓广度，也亨点的深度。
2.言此及彼，战法巧妙。毛主席指出: “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r鲁迅是完全正确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本文表面谈历史，实际谈现实，谈历史是为现实服务；表面谈文艺，实际谈政治，评述有关作品为政治服务；表面打奴才，实际打主子，打奴才为打击 “传统的靠山” 和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反动派服务。这种言此及彼的巧妙球下法，使本文能通过白色恐怖下检查老爷设置的重重障碍，得以同读者见面，发挥其特有的匕首投枪的作用。
3、言精炼，排比句多。全文不到七百字，却写了两千多年来流氓的变迁！ 这除了上文所说的紧扣 “终于是奴才” 这一中心组织材料外，语言的精炼是重要的原因。鲁迅善于把丰富的内容熔铸在少量的文字里。·文中排比句的运用很多，如写强资的两个“他们，所……”，写保镖的三个“不敢”，写流氓的三个“……为的是” 等都是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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