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十年以前，衢云兄跟我在此讨论何谓革命，当时我说，革命就是为了四万万同胞人人有恒业，不啼饥不号寒，十年过去，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我从他乡漂泊重临，革命两字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今天再道何谓革命，我会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是革命！——摘自电影《十月围城》
今天要分享的是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一本19世纪的著作，作者试图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大革命唯独在法国而不是其他地方爆发？为什么革命在它打算摧毁的那个社会里完全自发地产生？为什么古老的君主制度会如此突然而彻底地垮台？
革命在苛政较轻的地方发生
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矛盾达到了极点，也就爆发了革命。然而，托克维尔却指出“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完整、人民受其暴政折磨得最严重的国家却没有爆发革命，最早爆发革命的反而是人民对暴政感受最少的国家”。
在他看来，在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的地方(比如农奴制的德国)，农民之所以还能忍受领主的残酷压迫，是因为领主还承担着管理和保护村庄的义务。法国自由农民之所以不再能容忍任何封建压迫，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他们已经从领主的控制下完全解放出来；前者导致了封建制度对他们的压迫的前所未有的直接化，后者则意味着封建压迫的施加者已不再是农民的管理者和保护者，意味着法国农民心理上的“失衡”。就是说，人们心中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天平在德国是相对平衡的，在法国已经倾覆。
中央集权，统治者变成监护人
在王国的中央，王座的近旁，形成了一个格外强大的行政机构——御前会议，它既是最高法院、也是高级行政审理委员会，事无巨细地管理着所有的公共事务。“修理被风损坏的教堂屋顶，或者重建神父住宅倒塌的墙壁，都必须征求御前会议的决断。从距离巴黎最远的农村教区到最近的教区，都受这种规则的约束”“有些教区甚至为25里弗的支出申请御前会议的许可”。
管得太多、太死，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机构臃肿，行政机构与官员到处都是，行政效率低下，“一个教区申请重建教堂的塔楼或者修理内殿，我从未见过在一年内获得批准的，通常情况下需要两年或三年才能得到许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政府不断地折腾，以惊人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制定新规则，以至于下级官员们面对如此频繁发布的命令经常不知所措，更别提严格执行了，法律成为拒绝履职的借口。人们既将发展的希望寄托于政府，如果没有国家的参与，谁都无法想象能够完成任何重要的规划；也将所有一切的问题都归咎于政府，仿佛连那些最无可避免的灾难——包括气候异常——都是政府的责任。
繁荣加速革命到来
在对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代背景进行回顾时，托克维尔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革命之前的20年，社会繁荣迅速发展，其速度超过大革命之后的任何时期。法国发展得越来越繁荣，然而人民却似乎越来越焦虑和不安定。不满情绪变得日益严重，对一切古老制度的仇恨愈演愈烈。后来成为这场革命的主要中心的那些地区，恰恰是法国的进步最为明显的地方。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尽管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分配救济和奖励，承揽公共工程”，但它仍然保留着许多专职政府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金投资国债，他们永远不可能指望政府按照固定的时间间隔支付利息”“穷人与国家打交道时，他们别无选择，只得与特别法庭、有偏见的法官、草率或虚假的程序、强制判决作斗争，在不允许上诉的条件下争取损害赔偿金” “人民虽已成为他们同情的对象，却依旧是他们鄙视的对象”。
改革若不彻底，必导致其灭亡。“当人的处境日益恶化时，未必总会导致革命。最常见的情形是，人民毫无怨言地忍受最暴虐的法律，仿佛无知无觉，而当负担减轻时，他们却开始最激烈地拒斥那些法律。革命所摧毁的那个政权几乎总是比它之前的那个政权好，根据历史经验，当一个坏政府着手改革的时候，常常就是他最危险的时刻”。半吊子的措施更易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当你企图兼得鱼和熊掌的时候，往往会得到最坏的结果。对于这种现象，托克维尔感叹到“一方面，这个民族发财的欲望每天都在膨胀。另一方面，这个政府一边不断地刺激这种新激情，一边使其不稳定，既煽动人们又挫败他们，这两方面都加速了它的灭亡。”
孤立无援的农民
离弃乡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乡村里几乎不存在延续一个世代以上的富裕农民。一个勤劳的农夫一旦设法积攒了一点财产，就会立刻让他的儿子丢下种田的工具，安排他进城，给他买个小官职”
农民承担着不断变化的军役税（军役税的摊派是主观任意、不断变化的，以至于农夫也无法预知下一年要交多少税）、收税员苦差（人们都养成了靠诽谤和仇恨压倒别人的习惯，富裕有充分的理由令人惊恐）、难以忍受的兵役（为了避开征召，他们时常逃进森林，政府要出动武装人员逮捕）和徭役。在乡村，一旦冬季来临，乞讨就成了绝对必然的问题。
贵族享有免税的权利，在城镇的资产阶级有无数种办法减轻或规避军役税的负担，社会的进步使其他阶层都变得富裕，唯独把乡村人民留在绝望之中。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文明唯独遗弃了他们。
说到农村，最先浮现的是“乡愁”和“空心化”，一边是前赴后继地到城市去，一边是感怀“无处安放的乡愁”。一般来说，城市有良好的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是最优选择，就算在“留不下城市”的情况下，也不一定甘心回到农村，而是更可能在当地县市一级的小城镇安居扎根。反过来看，正是乡村生活让人们看不到前景，才导致农民前赴后继地往城市涌。乡村振兴、精准脱贫，都是为了让农民看到希望、让弱势群体的生活有所改善。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体制的改革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都要统筹兼顾，特别是在社会变革中最易受损的群体，不能顾此失彼、有所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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