讳
国讳，公法也；宪讳，私情也。下为上讳，下之尽礼也。上责下讳，上之不情也。宋田登作郡，自讳其名，人有触之者，即怒。于是举州皆讳灯为火。上元放花灯，吏人遂书榜揭于闹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试注〕
1、国讳：规避国君的名讳。专制时代，临文书写遇有皇帝的名字，每每有所避讳，有时缺笔，有时则以他字代替。也作“公讳”。
2、宪讳：又称“官讳”。古代指下属官员不得直称上级长官的名讳。流行于封建官场。宪讳多出自长官的妄自尊大和下官的拍马逢迎，在法律上并无规定。因下属官员对上司长官称“大宪”“宪台”而对他们的名字避讳，所以称“宪讳”。
3、田登作郡：名登，字升之。北宋宋徽宗时人。曾为集贤殿编修，政和年间知南京（今河南商丘，当时也称应天府，下附王瑞来文中南京皆是今商丘)，宣和年间知河中府等。
王瑞来《立心立命：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随笔·层累生成的“只许州官放火”》：
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人尽皆知。
百度百科解释这一俗语说：“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而人民的正当言行却受到种种限制。亦泛指自己任意而为，反而严格要求别人或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
在这一解释之前，百度百科还讲述了一段典故：
北宋时，常州的太守名叫田登，为人专制蛮横，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登”字，所以不许州内的百姓在谈话时说到任何一个与“登”字同音的字。于是，只要是与“登”字同音的，都要其他字来代替。谁要是触犯了他这个忌讳，便要被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重则判刑，轻则挨板子。不少吏卒因为说到与“登”同音的字，都遭到鞭打。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即将到来。依照以往的惯例，州城里都要放三天焰火，点三天花灯表示庆祝。州府衙门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候前来观灯。可是这次，却让出告示的官员感到左右为难。怎么写呢？用上“灯”字，要触犯太守；不用“灯”字，意思又表达不明白。想了好久，写告示的小官员只能把“灯”字改成“火”字。这样，告示上就写成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告示贴出后，老百姓看了都惊吵喧闹起来。尤其是一些外地来的客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三天火呢！大家纷纷收拾行李，争相离开这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登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这次看了官府贴出的这张告示，更是气愤万分，忿忿地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
百度百科这段不短的文字讲得绘声绘色。其实，这是从陆游一段很短的文字演绎铺叙而来的。
百度百科也引述了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关于这一典故的记载：“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比较《老学庵笔记》的记载，可以看出百度百科在铺叙时又添加了不少原本没有的事实。
从陆游的记载看，这个田登的确很霸道。不过，陆游的记载也有许多事实不明之处。比如这个田登是在何时何处担任知州，这件事的后续发展又如何，等等。陆游并不清楚详细的事实，可见这一记载也是来自播于人口的道听途说。
其实，关于这一“放火”事件，可以找到比陆游更早的记载。
南宋初期流寓到南方的庄绰在《鸡肋编》卷中记载：
世有自讳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间为南宫留守，上元有司举故事呈禀，乃判状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为言者所攻而罢。
由这一记载可知，田登是在北宋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6）在南京应天府担任相当于知州的留守。据这一记载讲，田登是“自讳其名”，不愿意直书己名而写成“放火”。
农历正月元宵节期间燃点花灯供人游赏的习俗由来已久，这一活动至少到明代为止都称作“放灯”。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就载有《元夕放灯》一条。故而“自讳其名”的田登将“放灯”写成“放火”。大约田登作如是想，灯火，灯火，灯即火也，易之亦无妨。不过，写成“放火”，就成了纵火，就成了“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恶行之一种。
值得注意的是，《鸡肋编》的记载中并没有像陆游所说的田登“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的恶行。并且，也没有提到“举州皆谓灯为火”的事实。不过，却有“坐此为言者所攻而罢”的后续事实，就是说田登遭到台谏的弹劾而丢了官。
那么，与《老学庵笔记》有出入的《鸡肋编》的记载，是不是更为可信呢？还需要有史料实证。
除了《鸡肋编》，这一“放火”事件，还真的能寻觅到其他记载。北宋宰相蔡京的儿子蔡绦所撰《铁围山丛谈》卷四载：
又有田殿撰升之登者，名家，亦贤者也，绵历中外。一日，为留守南都，时群下每以其名“登”故，避为“火”。忽遇上元，于是榜于通衢：“奉台旨，民间依例放火三日。”遂皆被白简。至今遗士大夫谈柄，不可不知。
这是比《鸡肋编》还早的记载。这条记载，不仅与《鸡肋编》适成旁证，还披露了新的事实。
从这一记载看，职为集贤殿修撰的田登出身官宦世家，并且是个人品不错的人。并没有“自讳其名”的行为，而“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和“举州皆谓灯为火”云云，更是事实无根，捕风捉影。不过，“依例放火三日”的告示，则为属实。
然而，仔细阅读这段记载，由“群下每以其名‘登’故，避为‘火’”一句可知，避长官名讳，以灯为火，并且在上元节张贴“放火”告示的，都是媚上的下属行为，将“只许州官放火”的罪名扣在田登头上，实在是冤枉。
《鸡肋编》记载田登在仁宗至和年间为南京留守的时间当误。承友人见教，田登担任南京留守的事迹还见于王明清的《挥麈余话》卷二所载，具录如下：
宋道方毅叔以医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请，病者扶携以就求脉。政和初，田登守郡，母病危甚，呼之不至。登怒云：“使吾母死，亦以忧去。杀此人，不过斥责。”即遣人禽至廷下，荷之云：“三日之内不痊，则吾当诛汝以徇众。”毅叔曰：“容为诊之。”既而曰：“尚可活。”处以丹剂，遂愈。田喜甚，云：“吾一时相困辱，然岂可不刷前耻乎？”用太守之车，从妓乐，酬以千缗，俾群卒负于前，增以彩酿，导引还其家。旬日后，田母病复作，呼之，则全家遁去，田母遂殂。盖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药缓其死耳。
田登知南都。一日词状，忽二人扶一癃老之人至庭下，自云：“平日善为盗。某年日某处火烧若干家，即某为之。假此为奸，至于杀人。或有获者，皆冤也。前后皆百余所，未尝败露。后来所积既多，因而成家，遂不复出。所扶之人，即其孙也。今年逾八十，自陈于垂死之际，欲得后人知之而已。”登大惊愕，命左右缚之，则已殂矣。
这两段记载，对田登来说，都是负面事迹。传闻之辞，须做分析，方可用之褒贬。但这两条史料对确认田登任官的地点与时间具有重要的佐证价值。
王明清在上述两则记载之后，都注明来自“程可久云”。可久为程迥之字。程迥，《宋史》卷四三七有传。据《宋史》本传，程迥就是南京应天府人。靖康之乱，举家南迁，三十多年后，登孝宗隆兴元年进士第。由这样的经历看，程迥虽为南京人，但在田登担任南京留守时，年纪尚幼，当是闻自长辈所言。对田登如何评价，另当别论，但通过程迥这个间接当事人的叙述，可以坐实的是，田登担任南京留守当无疑问，并且是在徽宗政和年间。这就说明《鸡肋编》所云“至和间”不确。“至和”当为“政和”之误。两个时代的时间差出将近七十年。
当然，田登为人或亦有可议之处。在从南京留守任上罢黜之后，田登又曾被重新起用，然而，嗣后又再次因事被罢免。这次罢免见于《宋会要辑稿 · 职官六九》记载：
（宣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新知河中府田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以言者论其守郡轻脱，人所嗤鄙故也。
政宣年间，也正是《铁围山丛谈》作者蔡绦生活的时代。因此，《铁围山丛谈》关于田登“放火”事件的记载，最为可信。其次是南宋初年成书的《鸡肋编》的记载，于事实已有一定程度的偏离，把下属的行为说成了是田登的行为。晚出的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此事，则开始变形，与事实大相径庭。而绘声绘色描述此事的百度百科，则近乎小说家言了。
顾颉刚先生所言“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田登“放火”，亦为一证也。影像愈到后来愈清晰，故事愈到后来愈生动，然而，偏离事实亦愈远。
千秋万世，田登从此被恶名。从士大夫间口耳相传，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俗语的形成，田登百口莫辩。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七十七回也用了这句俗语：“可是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偶说一句妨碍的话，就说不吉利。”
解析放火事件，除了历史学的思考之外，还可以看到的是，世间恶事，多出于帮凶。上边一盏幽灯，下边一片火海。
不过，话说回来，因放火事件而形成的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仅成为后世无助的百姓发泄怨忿的现成话，也让田登千古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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