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山，三湘大地随处可见。这也是一座很特别的山，这山上，埋着我的外公、外婆、大舅、二舅、三舅。
外公生于1914年，历经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他当过兵上过战场，不是英雄也没什么传奇经历，他只是那个年代一个普普通通的底层劳动人民。他和外婆结合时，外婆的前任丈夫去世，留下5个儿女。之后外公和外婆又生下了3个女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大家子人，吃饭是最大的难题。在林场工作的外公省吃俭用，把林场分发的物资最大限度地积攒，每逢外公从林场回来，一大家子人总能欢天喜地一饱口福。在我的记忆里，外公像极了那时收视率极高的《乌龙山剿匪记》中那个无恶不赦的老匪头，年幼的我总以为那个老匪头就是外公演的。外公耳背，所以他老觉得别人也听不清，说话的声音特别洪亮。每次他从乡下来县城看我，挑着担子，担子里的好吃的应有尽有：板栗、糍粑、香椿、鸡蛋、干鱼、笋片、蕨菜……老远就喊上我的名字了，声音亮如洪钟，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是我外公来了。外公一生辛劳，省吃俭用，地里种的瓜果蔬菜、田里种的米，吃不完的，挑着几十斤担子徒步几十里路去集市上卖。到了病重卧床时，外公还惦记着床底下那几个没卖掉的冬瓜和南瓜。还记得外公临终前的那双干枯的手，黑黝黝、瘦骨嶙峋，像风干的树枝，那双手抓住我的手，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终究什么也没说。
农村都是土葬。外公去世后，吹吹打打，哭哭啼啼。送上山的那天，好几个“金刚”抬着棺木，后面跟着送葬的队伍，老老小小，哭泣声、喊叫声，下过雨的山路泥泞不堪，那段山路是亲人们送外公的最后一程。下葬的时候，一锨一锨的土盖上了棺木，一垅新坟，从此阴阳两隔。我的外公死于1994年。
外公去世的16年后，外婆也不行了，临死前，她掉落火盆，脸被烧伤了，面目全非，又摔断了腿，死状很是凄惨。94岁的老人风烛残年，在疼痛和混沌中，等着最后油尽灯枯，让人既难过又无能为力：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免不了走到这番惨状。外婆的葬礼相对于外公的葬礼简单很多：儿女们都也不再年轻了，折腾不起。外婆被装进棺木的时候，那条摔断的腿耷拉着，小小的身体蜷缩在那一方棺木里，棺木被送上了山，葬在外公的身边。
二舅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突发脑溢血走了，那时外公外婆还健在，白发人送黑发人，应该是人间至痛。
三舅和大舅一直身体不错，精干勤劳，为了儿女，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肯受，闲时还能喝点小酒。谁能想到，病来如山倒，三舅脑溢血中风，送到医院，庸医误诊，导致瘫痪在床。亲朋好友前去探望，三舅口齿不清但思维清晰，他不愿成为儿女的负担，他一个农民，没给儿女留下什么，反而拖累了儿女，生活的信心全然坍塌。一年以后，三舅走了，按照农村的风俗，自然还是那一套，吹吹打打，热闹是给活着的人看的。
没过多久，大舅也脑出血住院。自从生病后，大舅的言谈举止就迟钝了很多，后来发展到有时连回家的路都找不见，时不时还会作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去年冬天，远嫁山东的表姐难得回家探亲。冥冥之中，时而糊涂时而清醒的大舅似乎还是偏心这远嫁的满女，给她省了以后的舟车劳顿和牵挂父母之苦：一天夜里大舅走了出去，找不到回家的路，摔下了水沟。第二天找到的时候，蜷缩在水沟里,倒像睡着的样子。大舅也走了。
还记得一些往事：小时候大舅在田间小路上打着火把给我照明，给我引路，领着我去他家，那忽明忽暗的火把照亮了泥泞的田间小路，也照亮了一颗雀跃的童心。上大学时正值我家经济最紧张时，每年的学费都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有一年去乡下拜年，正要走时，大舅叫住了我，他走过一条又一条田埂，停住,塞给了我两百块钱，然后转身离开。我目送他渐行渐远，田埂路一条接着一条，把我与大舅的距离越拉越长……
大舅去世后，我再也没有舅舅了。
每逢清明，山上郁郁葱葱，山下绿水长流。外公、外婆、大舅、二舅、三舅都安息在这同一座山上，埋着厚厚的泥土，也许某个时候会被亲人们记起，也许就这样淡忘了......
人到中年，才知道越长大越孤单，这人生路上，越走越是孤身一人。忙于生计的我们，走着走着,就忘记来时的路了，陪伴我们一起走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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