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时间，但是能看到变化，万物从面前走过，时间跟着也过去了。读不到历史，但是能读到历史书，页面在手里翻过，历史随之也翻过去了。万物的变化真切可见，让人感知到时间的真实存在。历史却难以印证，因为它太复杂，文字造假又太容易。头脑对这类真伪完全失效，心灵只能寄托在信用上。所谓平心而论，不过在消费信用罢了。
文字写在纸上，充其量就是个说法。读史书，读的也是个说法。凡书写必有取舍，所谓去伪存真，是说书写有依据，作者不是胡写。可如果文字依据的还是文字本身，怎么肯定那必是真东西？为解决这个难题，避免信用被滥用，产生了逻辑学，用原理定义元逻辑，用推理辨别真伪，这就是科学的来源。
历史是写出来的，想要完整真实地记录历史，谁也做不到，神仙都不行。史书的真实不过是可信，因为没有元逻辑，历史就是个大杂烩，谁都可以七嘴八舌的说两句。就说话而言，假如张嘴的人不可信，那么他的话就难以当作真话。有人信誓旦旦，非说自己是口吐真言，倘若有人信了，其实他所相信的是那个旦旦的誓言，连带把那句话当作了真话。我不骗你，于是你信了，其实你是把不骗当作元逻辑，然后就信了。
真实可信这几个字需要拆开来理解。对可验证的东西来说，真实是元逻辑，然后是可信。对难以验证的东西来说，信用是元逻辑，然后才有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黑与小白之间的所有争议，原因都在这里。大黑的世界没有元逻辑，信用不能算是元逻辑，只是有些像而已。信一个人，就相信他的一切，这应当是宗教的逻辑。然而大黑也有大黑的道理，人类还处于很幼稚的阶段，可能会永远幼稚下去，无法验证的东西远多于可验证的东西，所以信用很有用，可能要用很久。
钱穆先生曾说，若论文学之难易，描写真实更难，虚构事件更容易。假如用元逻辑来理解，文学不需要验证和逻辑推导，合情合理就够了。文学的推敲，用不着太多的真实。司马迁作史记，比施耐庵作水浒要难，因为他不仅要考虑合情合理，还需要仔细地考证。司马迁把史记写出了趣味，于是有人说，史记是伟大的文学。
文学的说法在于妙趣，在写作上得法，自然妙趣横生。史记中有这么个故事，某位能说会道之人出使楚国，他带了一件礼物，是一只稀有的好鸟，然而很不幸，出门就让鸟儿跑掉了，于是他带着空空如也的鸟笼子，思前想后琢磨出一套说辞，往见楚王曰：吾王使臣献鸟，过於水上，不忍鸟渴，放出来喝水，可它飞跑了。我本想以死谢罪，又怕人说吾王为鸟兽令臣自杀。鸟是个毛物，样子本来差不多，我若买一只来替代它，此失信而欺君也。后来想过逃亡，又想到因我的过失，让两位王上不能相通，真痛心疾首。所以我来实为服过，叩头向大王领罪。楚王曰：善，信士也不过如此！于是厚赐之，赏赐给他的东西，比带着鸟来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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