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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汉，南北朝，隋唐》第9,10章
仲长统以为靠加强君主的权力就可以杜绝这一弊端，未免过于简单了。他没有认识到，外戚和宦官专权是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的寄生物，而君主专制是其生长的温床，单靠加强君权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他只注意到相权与君权的一致性，而没有看到两者的矛盾。实际上，相权的削弱，正是相权与君权矛盾的一个结果。
两汉统治者素以儒家纲常名教治天下，然而，汉末名教的衰落表明以汉代经学为载体的孝治难以继续维持下去。思想混乱与政治动荡交互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两股强劲的思潮。一是与名实之争和才性之辨交融在一起的名法思潮，汉末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重新拾起法制刑名之学，在分裂和战乱中强行恢复统治秩序，实现局部的政治稳定。二是以论析名教与自然关系为主要思路的玄学思潮。玄学家们援道入儒，口谈玄远，实乃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对名教的合理性进行再认识。其中，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名士试图越出传统政治认识之雷池，给两汉陈腐的经学思维注入一股“怪诞”的清新之风，却终于被扼杀。玄学的归宿仍然没有逃脱为晋代统治者之名教合理作论证的命运。
东汉末年政治混乱与危机的主要体现之一就是土地兼并和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对东汉王朝而言，不啻釜底抽薪。思想家们看到了这一点，试图寻求出路。然而，在大厦行将倾覆之时，各种冲突交织在一起，任何措施都将无济于事，何况他们的思路总体上并未超出西汉末年倡言“抑制兼并”诸公，而历史早已证明这些设想是根本行不通的。
东汉末年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促使思想家们不得不面向现实，他们不是求助于天和阴阳五行的解释，而是诉诸理性寻求出路。构成这种与时代风气相异的务实精神与理性精神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仲长统、郎等人注重人事的认识，另一是崔寔、仲长统的变动的历史观。
仲长统认为，人与天没有意识上的联系，两者的关系纯粹是客观形成的。天就是自然界，没有意志，其运行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称为“天之道”。
用古人那一套办法来解决后人遇到的问题，未必能够奏效。崔寔认识到，变是必然的，时世变了，而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仍因循旧的一套是没有出路的。
这种政因时变的改革观念，反映了崔寔对当时缺乏生机活力的政治统治的强烈不满和要求实行政治改革的愿望。他反对空谈尧舜文武之道，主张从现实政治出发，一切政策措施都要依据实际情况而定，根据政治的变化而加以调整和改善，这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只要符合现实要求的事情就可以做，不利于现实要求的就应当改，过去曾在历史上发生过积极作用，而现在失去了社会效用的事“不可不变”，一切都要因时而变。如果某些变革的社会效果不理想，那就要及时改正过来。
道教产生于东汉后期，经民间的长期流传，逐渐形成教派。早期道教有两大教派，一支是在东部地区由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另一支是在巴蜀地区由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因入道者须交纳五斗米而得名）。
道教是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发展的产物，其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但主体与先秦以来的神秘主义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早期道教理论的来源是复杂的，它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吸收了鬼神崇拜、神仙学说和阴阳五行等思想，又移植了儒学和佛教的某些理论，将其糅合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庞杂的宗教理论体系。
太平是对不平而言的，东汉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十分需要一种能够反映他们愿望和要求的理论出现，希望找到一种精神寄托，太平理想恰好满足了人们的这种要求，受到人们特别是下层劳动者的欢迎。当然，由于太平理想是建立在宗教神学体系之上，本质上是封建的理想王国，因而并不能真的把人们带向光明世界。
早期道教理论的出现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它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宗教的统治思想和方法。在神学经学衰微以后，道教理论自然成为统治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其次，道教理论成为东汉末年社会批判思潮的一个部分，所不同的是，道教思想家以宗教的批判取代了道德的批判。其思想又被农民起义所用，使农民的斗争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把善恶从一般的道德关系中超脱出来，使之不仅成为一般的社会原则，而且成为人们联系天地自然的一种意识纽带。这种把社会问题与天地自然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的方式，是道教思想家的重要认识方法之一。
《太平经》的所谓贤臣，除具有一般的善德之外，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即忠和直。忠就是对君主没有二心，时刻为君主效力，这是为臣的基本条件，“
这种抛开君臣等级关系的论点，并不否定君臣的等级差别，只是强调君臣并力同心的重要性，但在肯定君主地位和作用的同时，也肯定了臣的极大作用，这对于限制君主的绝对专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太平经》的作者接受了儒家的德政思想，提出“尊道重德”的治国主张，把道与德作为治国的总纲。《太平经》的道德治国论受儒学的影响很深，但比起儒家德主刑辅的主张来说，则表现出极端化倾向。他们夸大了道德的作用，简单地要求取消刑罚，以为道德能够决定社会的一切，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作者描绘的理想社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如主张财物公有，这是对少数人独占社会财富的不满；主张人人劳动，是对不劳而获者的愤恨。但是，他们的理想国并没有摆脱封建等级的束缚，而是在承认贫富等级差别的前提下，要求富助贫，通过人们之间的相爱互助来达到社会的太平，这在存在剥削的阶级社会里是难以实现的。
无论是“以刑为先”还是刑礼并重，都把刑名法术放到重要地位，这一点成为时代的共识，为建构汉魏之际的政治统治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特别是曹魏政权，大体上就是按照这种思想来重建君主专制统治秩序的。
汉魏之际的君臣理论是现实中君臣矛盾冲突在理论上的反映。一方面，这一理论强调了君权的至上性，主张君尊臣卑；另一方面，论证了臣的价值，提出君臣相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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