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

最近读到一些学者关于乡绅的研究文论，无一例外都在指向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乡绅的逐步消亡。旧时代，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这一局面已一去不复返。李里峰博士在《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表明，“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乃是国家权力不断向下延伸，乡村社会逐步失去独立和自主……这一过程始于晚清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经过民国历届政权的努力，最终完成于共产党领导的乡村革命。”大的趋势确如李博士所言，不过据我个人的经验与观察，这当中还存在一个分裂与统一的过程。过去，乡绅既是伦理的代表，还是政权的执行人，两项功能合二为一。后来，政权在乡村设置机构、委任职务，乡绅便只剩下伦理代表的身份，政权执行者的角色为乡村机构人员所取代，比如村主任等。这即是分裂，伦理与政权的分裂。再往后，由周边案例的切身感受，外加媒体的卖力宣传，法治逐步浸入人心，相应的宗族观念则日渐淡薄，乡绅的另一职能慢慢也走到了尽头。然而两千年的礼数教化不可能一夜之间涤荡干净，所剩无几但又无伤大雅的规矩框框仍需一位挑头的话事人，在乡绅失却地位之后，这份光荣与责任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政权在乡村的代理人村主任头上。这即是统一，伦理与政权的再次统一。

以上是乡绅消亡的政治原因，以下再来谈谈经济因素。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阐述道，“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并不安放在都市……一辈士大夫知识分子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的经济集中获得营养……若社会厉行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将逼使知识分子不得不游离农村……”知识分子的前瞻力在钱先生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试看当下，我们推行的正是按家庭人口分田（按丁授田），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生产单位，一年劳碌，衣食住行之外少有盈余。地主阶层被消灭，小数量的经济集中以供养读书人的基础从此不复存在，而普通农户家里仍然没有多少余粮，于是读书在乡村成了一件相当吃力乃至奢侈之举，被迫无奈，乡绅唯有走出乡村向外诉求。改革开放后，乡民流入城市。乡绅是乡村的人物尖子，他们有一定文化，目光敏锐，春江水暖最先感知，成了头一批融入都市之人，也成了乡村失去的头一批精英人士。

不久前，我们村的最后一位乡绅去世了，而且后继无人，脆弱的宗族伦理也即将崩溃。最要命的是伦理与政权的新一代话事人村主任也纷纷逃离乡村，只挂一个虚名，人却在千里之外的大都市当起了农民工。下一个消亡的也许就是这一切的载体，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