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罗江前。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屈原就这样的死了，但是留下以下千古美名：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953年又被评为世界四大名人之一。
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他的诗歌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他的死亡方式同样传承千年，中国文人自杀的“传统”始于屈原，后世继续传承，连苏东坡当年都有学习屈原的念头，而到了近代，这个“传统”发扬到了制高点，王国维、徐迟、北岛、顾城、海子……争先恐后的随屈原去了！
屈原为何要选择死亡，诗人们为何又如此绝望，从开始致终，诗人们对于自己生命的漠视也到了极点，在如此文化背景下，人生存的权力也降到了极点，一个腐朽的回音还在脑海中回荡：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屈原可以选择不死。
在那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代，何为国家？春秋战国的百家早已不把国当做国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施展自己才华，施展自己观点的舞台。
因此，他们到处游走，到处宣扬变法，宣扬连横合纵的观点。所以屈原在被楚怀王流放之后，大可离开楚国，到任何一个国家，重新施展自己的才华。在那复杂的历史背景，一定会有国家愿意接受屈原，明臣择主而栖，绝不会有人说屈原叛国。比如孔子本为鲁国人，可是为了实施自己的思想抱负，他带着众弟子辗转数国，无论是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后代，都没有人说孔子的行动是叛国。
可以走，屈原却没有走，朗诵着无可奈何的诗歌，看着楚国山河破碎，跳江而死。最终，这一跳，屈原落得一个爱国的美名。
可是如果说屈原爱着楚国为爱国的话，那么商鞅、张仪、李斯这些不是秦国的人却为秦国做着事情，我们又应该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名分呢？汉奸？叛国？
显然，这不符合历史常理，所以，以其说屈原爱国，不如说屈原爱着楚怀王。一副愚忠的思想，从开始到结尾，贯彻其中，后世赞扬屈原的爱国，只因为中国历朝历代都喜爱愚忠之臣，比如商代齐叔和伯夷，面对商纣王的无道，面对西岐大军，“两人叩马阻谏，以为不仁，二人耻食周粟而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遂饿死。”愚忠到了极点，但是后世对两人的评价依然很高，何为“忠”？愚忠也是忠，这和中华文化“忠君”思想紧密相连。在春秋战国时期，持才者，都奔向能施展抱负之国， “忠”被淡化到了极点，那么谁来在这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扛起“忠义”大旗，那就选你屈原吧。
面对愚忠，为何伟大的司马迁还是给屈原非常高的评价？并且成为了伟大的政治家。
其实，屈原谈不上政治家，他立志为楚国改革，主张合纵，可是最终的结果，楚国没能很好的改革，成为能和秦国一争上下的国家，而合纵，也注定着失败，屈原两大政治主张都以失败告终，因此，说变法，他不远如商鞅，谈合纵，远不如苏秦张仪，而屈原的政治历程也随小人的诬陷，楚怀王对他的流放画上句号。如果真要给屈原挂个政治家的帽子，那也是司马迁以及后世尊敬屈原的文人们的一厢情愿。
司马迁之所以给屈原很高的评价，只因为司马迁在屈原这里找到历史宿命的一致，屈原称为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其在诗歌地位和司马迁在历史中的地位恐怕无二差别，屈原有《离骚》，司马迁有《史记》。鲁迅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可见屈原和司马迁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是那么相近。
如果仅是文化史的地位，当然是不够的，更关键的一点，屈原和司马迁的遭遇也太相似了，屈原爱楚怀王，司马迁也爱汉武帝，屈原遭到流放，司马迁受到宫刑，屈原的满腹忧愁和志向得不到释放而著《离骚》，司马迁宫刑后忍辱负重奋起著《史记》……最终，因为相同的遭遇，两位不同时空的人走在了一起，司马迁成了屈原跨越时空的知音，仅为此，司马迁没有理由不以优美卓越的笔墨，为屈原在未来的时空中树立一座伟岸的丰碑。
翻开《史记》，跨过历史的时空，看到的是屈原，也是司马迁。
再看那位站在汨罗江前的屈原，他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仅仅是一个浪漫诗人，正是这种浪漫气质让他不忍离开楚国，对楚怀王有深沉的留恋，也是这种浪漫气质，他面对残酷的历史竞争，忘记了“君子战不过小人”的历史告诫，这股浪漫气息最终成就了诗人，也最终毁了诗人。
大概，这是诗人的真实，幸运与不幸吧！
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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