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杨匡民先生对三声腔、色彩区理论的建构，启迪了音乐学界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掀起了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热潮。如王耀华对福建民歌色彩区及其音调调式特点的研究、江明惇对江南民歌地方色彩的研究、黄允箴对北方汉族民歌色彩区划分的研究以及苗晶与乔建中对汉族民歌十个近似色彩区和一个特区的研究等。学者们在对各区域音乐色彩区进行划分研究的过程中，不仅注意到音乐方面对其划分所产生的影响，而且也注意到历史、地理、语言、文化等其他因素同样影响着各音乐色彩区的形成与划分。
我国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先觉——杨匡民先生，他不仅将其研究着眼于湖北民歌，还进一步地将研究视野扩展到荆楚区域音乐文化的研究之中，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阐释荆楚音乐文化传统的专著《荆楚歌乐舞》。之后，杨匡民先生又将长江流域的音乐文化纳入研究视野之中，他晚年的学术愿望就是撰写一部《长江歌乐文化》专著，虽最终未能实现。
在杨匡民先生发表的《巴音、吴乐和楚声——长江流域的传统音乐文化》一文中，他将长江流域的传统音乐文化分为三个风格色彩区，分别为上游的巴蜀音乐色彩区、中游的荆楚音乐色彩区和下游的吴越音乐色彩区，并对每个色彩区所具有的部分音乐文化进行介绍，并且最后指出长江流域的传统音乐文化具有混融性特征。
在蔡际洲、向文发表的《长江流域“巴蜀—荆楚”音乐文化区划问题——运用音乐数据库资料进行实证性研究的尝试》一文中，首先开篇就针对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成果提出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其一，音乐文化区划的成果较为缺乏音乐学理论成果的支撑。其二，在区域边界的划分上，音乐学界所划部分与其他学界所划部分是重合的，但怎么证明这就是音乐文化区的划分？其三，在部分从音乐学角度进行的划分中，较为缺乏科学实证精神。之后，作者提出在以往对长江流域音乐文化区划的研究中，有的以长江上、中和下游作为划分标志，有的以长江流域行政区作为划分标志。但在这类的研究中都没有提及到不同区域之间的边界状况是怎样的，基于此种思考，作者以长江流域的巴蜀和荆楚两个音乐文化区的边界为例，运用音乐数据库资料对其进行实证性研究，分析两个相邻音乐文化区的边界具有何种特点。
在研究中，作者在关于研究样本与边界范围的选择上，经过思考，决定以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田歌作为研究样本、以重庆—鄂西为所要关注的边界区域并以重庆市下属的各县市、鄂西南恩施州、宜昌市及鄂西北的十堰市和神农架林区为所要关注的边界区域范围。之后，作者在研究标志与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以三个音构成的音调为研究标志，并将研究方法定为三步。其中，第一步是确定三音列的类型。将每一首田歌按旋律进行的顺序，以相邻的三个音进行划分，然后按由低音到高音的顺序排列，最后将三音列命名。第二步，确定三音列的长度。以一个十六分音符为“1”作为“相对值”累计各个三音列的长度。第三步，将所有田歌的各类三音列及其长度进行分类统计，按不同田歌的分布区域将结果输入数据库，并应用地理学界的GIS技术，为各类音调在不同地理空间的“表达”提供技术支撑。
最后，作者将根据数据库与GIS技术所得的研究结果列举在文末之中。其研究结果分为两大部分：各类三音列的地理分布图和各类三音列的数据一览表。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后，作者作了两点讨论。其一，作者认为重庆—鄂西两区域在田歌的音调构成上具有明显的共性，“La Do Re”和“Sol La Do”为它们所共有的具有代表性的音调，由此得出结论：不同音乐文化区之间不一定存在着音调特征上明显的分界线。其二，重庆—鄂西两区域在同类三声腔的分布时值、分布首数、分布区域数上具有差异。并且，除两地共有的音调“La Do Re”和“Sol La Do”以外，以“La Do Mi”为代表的几种音调是区别重庆—鄂西两地差异的最具代表性的标志。而著名文化地理学家王恩涌曾说：“差异性原则是任何一项区划的普遍原则，也是文化区划的第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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