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葬礼

许多年前，在我们的国家，死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病人深受各种病症的折磨，被医疗费掏空了家底。身上插满了管子，手背上面的血管早已经是千疮百孔，年轻的小护士拿着针头对着那些淤青或者淤紫的皮肤拍了半天也不知如何下手。由于各种药物的不良反应，那一阵阵的恶心与疼痛，经常让人想不起来自己最初得的病到底是哪里难受。

我的葬礼

即便如此，医生，家属，还有你自己都心知肚明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那些针剂，药水，还有成把的药片都无法让你彻底与死神断了联系。那些插在身体上密密麻麻的管子，就好像是你与地狱的一根风筝线，死这件事，像是风筝被狂风摧残的破败不堪散了架，或者死神玩的厌倦了，一镰刀的买卖而已。那时候死是很艰难的，人们往往没有选择的权利。

隔壁老刘那年69岁，眼睛不知怎么瞎了，一根绳子解脱了。老伴和子女，还有可爱的孙子孙女过的可就不太好。说起老刘，他们都有无尽的悔恨和自责，加上邻居们的闲言碎语，更是让他们抬不起头。最可怜的是他那两个孙子孙女，同院的孩子常骂他们是“逼死瞎眼老头儿的一对儿扫把星”，渐渐与他们疏远了。有人说，活着比死了艰难。老刘的脾气我最是清楚，他眼盲了觉得憋屈，也不想拖累亲人，就真的这么走了。对于那些选择天台，大桥，或者门上的一根绳子草草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也许选择这样的死亡，对他们自身来说是一种解脱，但可悲的是，这种艰难以另一种形式转化，最终折射到他们的伴侣，子女，朋友身上。本来是一个人的苦难，最后变成了大家的苦难，其他人的一生都要背负着这种苦难而继续活下去。这种死，是不负责任的死。生命从你出生开始，早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断气容易，断了联系可就太不容易了。

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我们常常能在医院看到病情稍有好转就闹着出院的绝症病人，还有重症监护室微微的摇头拒绝氧气面罩的病人，以及为了呼吸切开了气管食道，近乎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也要颤巍巍的抬起手拨开流食管的病人。死才是艰难的，我们没有选择被生下来的权利，其实连死也没有。

我的葬礼

自己选择死，实在是太麻烦。出于人道主义，还有法律手续这些大众都模棱两可的东西不说，你起码要跟所有有联系的人做好思想工作。和孩子们做思想工作最是艰难，他们大多数根本就无法接受，看着他们一个个鬓角有了些许白发的人在你面前哭的死去活来，这种感觉就好像回到刚生产完回家坐月子的那一个月。孩子，只要你不哭，我起床喂多少次奶都可以，换多少次尿布都可以，每天睡不了完整的觉都可以，胳膊摇着你第二天抬不起来都可以。孩子，只要你不哭，那我虽然身上插满了管子，气管被切开再也不能说话，为了你不哭，那就再忍受一两天这样的日子吧。

死不了，也很烦。选择死，太艰难。

后来，过了好多年，安乐死才被我们国家合法化。这种源于希腊文，寓意"幸福"地死亡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2019年2月24日，台湾著名节目主持人傅达仁的家人公开了他去年6月份在瑞士执行安乐死的最后服药画面，他是亚洲第一位合法化选择安乐死的人。在他儿子的文章中这样写到，“86岁的生命里，他是篮球选手、教练、获得过金钟奖，身材高大又健美，凡事都是冠军，却在晚年时饱受胰脏癌折磨，暴瘦到只剩49公斤。”经过慎重考虑的博达仁对儿子说，“他就算积极治疗，也只剩50%的生存机会，而且即便活下来，也只能一直躺在床上、失去自由，他不想要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过得这么痛苦，他想要快快乐乐，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当然，在去瑞士之前，儿子为了转移他注意力让他写书、画画。博达仁先生不仅半年写完了回忆录并出版发行，还开起了个人画展，最后依然和家人商量要去瑞士。

我的葬礼

博达仁先生走的安静而祥和，她的妻子称“我们家属很放心的是他走得平安，很喜乐。”对于博达仁先生一家来说，这真的是一种幸福的死亡。早早的选择结束了自己的苦难，也得到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给了孩子精神上和心理上一定的缓冲时间，也给足了机会让孩子尽孝。他的妻子和孩子一直致力于推动安乐死合法化，他们为更多一部分人类，争取到了选择死的权利。

我的葬礼

早早的让孩子们预定了墓地，听说虽然有些偏远但是却难得的安静。我看过照片，因为是刚开发的一片园区，周边交通不太便利，但是价格优惠，墓地在油菜花田的最深处。

我的葬礼

这里这么美，估计过几年磁悬浮地铁建起来一定会涨价了。本来也想要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经典迪士尼专属限量款的水晶棺材，但是想着面积太大占地方，还是水晶盒子划算。我这一生好不容易在晚年给自己，给孩子付清了房贷、车贷、花呗和白条，留给自己买墓地的钱却少的可怜。也为参加葬礼的人提前告知了与会服装，款式随意，务必全黑。我依旧是当年那个吹毛求疵的人，墓碑上面的碑文专门找了外包公司做了个人主页的机械码，可以留言飞弹幕，充钱刷特效礼物。死了，也要热热闹闹的。

令人开心的是，如今死这件事，已经不再是一个艰难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