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十讲》一书是理查德·蒂特马斯多年来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的一门导论课程的编辑版本。由于是上课讲义的底稿，加上他人的修订，前言更是提到本书尚未完全写好，故在逻辑方面似乎不是那么严谨，内容也不是那么紧凑。对于社会政策这门学科的初学者来说，理解起来略有难度。下面，我将按照我对本书的浅薄认识对书中的重要内容进行简要梳理和解读。
理查德·蒂特马斯
一、社会政策的含义与蒂特马斯的福利三分法
既然书名是社会政策十讲，那自然要先解释何为社会政策。蒂特马斯整合了诸多学者对此的释义但他本人并没有提出社会政策的内涵。他从中提炼出这些定义的三个目标和价值判断——第一，其宗旨皆为行善——政策指向为市民提供福利；第二，兼有经济和非经济的目标，例如最低工资、最低收入保障标准等；第三，涉及某些进步的资源再分配手段，劫富济贫。又根据社会政策的目的与手段的主要差异，蒂特马斯建构了三种福利模型，这就是蒂特马斯的福利三分法。
三个社会政策模型：
（1）A模型：社会政策的剩余福利模型
这一种模型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早年英国的济贫法，斯宾塞，哈耶克等人，即假定在市场和家庭这两个部门不能正常发挥有效作用时，社会福利机构才临时发挥作用。剩余福利模型强调无视人们的境况、意愿或信仰，强制他们以现金或实物资助未经入息审查或家境调查的求助人，从而降低其生活水平，在道德上是说不过去的。因此，国家干涉越少越好，社会政策只应担任剩余的角色，最好能以志愿的方式进行以保护个人自由，同时，也隐含着这样的价值判断剩余的非市场部门理应关注社会的“越轨分子”和“不良保险对象”。 在这一类型的福利模式中，市场的角色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私有保险市场回应经常排除所谓“不良保险对象”，不考虑公平与再分配问题，同时，此种福利制度给那些接受社会福利服务弱势社群所带来的“制度性耻辱化过程”。总的来说，国民财富的自由市场制度分配模式并不同情和回应来自儿童、鳏寡孤独、病人和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社会需要，它是回应需求而非客观需要。代表国家是美国。
（2）B模型：社会政策的工作能力-成绩模型
在这种模式中，社会福利机构在满足社会价值需要、实现地位差异和工作表现和生产力方面具有显著作用；专家技术官僚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通过社会保险人们现有的社会地位状况和特权受到一定的保护。所以该模式也被称为“婢女模型”。它强调关切激励、勤奋与报酬、阶级与群体归属。社会福利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需要的满足应该以工业发展的业绩和生产力表现为前提。在这里，社会福利设施充当了经济的附属品，论者认为应该论功行赏，按照个人的优点，工作表现和生产力来满足社会需要。理论可追溯至俾斯麦时期，代表国家是德国。
（3）C模型：社会政策的制度性再分配模型
第三种是“制度再分配型”模式。它排除了市场的作用，按照需要的原则，提供普惠性的服务，其目标是平等和社会团结等。代表国家是坦桑尼亚。蒂特马斯认为，只有获得充足自由，人的潜能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政策在这样的体系内的角色是积极肯定的。同时，蒂特马斯也在后面章节利用对英国工党和保守党政府提出的两套英国年金方案进行比较，目的在于说明不同的价值体系如何导致复杂的再分配后果。
二、保险的再分配模型
前面提到社会福利的三大目标包括进步的资源再分配，而社会保障制度多少都会带有再分配效应。作为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蒂特马斯在书中第7讲着重分析了保险的再分配。他写道“社会保障干涉了市场和政府原定的求偿模式，使社会里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在调配资源方面出现再分配情形”。同样地，蒂特马斯又建构了两个“再分配模型”。
第一个叫做“个人化的精算模型”，它是剩余福利模型不可或缺的部分。精算模型的概念建基于风险理论，是古典、抽象和理想化的保险模型。它实质上是一份契约，保险人一方在收到约定的保险费后，对受保险人一方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意外事故或危难而引致的损失给予赔偿或保证。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模型对过去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金部分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二个模型是“团体保险”，与第一个相比，它比较切合实际。它是指个人和公司组织在私营市场内用以获取保障、应付风险的手段。同私人保险模式契约自愿签订的原则不同的是，团体保险对雇员具有强制性，他们无法选择，除非退出不干。不可以决定用别的方法支用自己的全部收入。即使自愿参加，也无法选择保险范围和承保人。蒂特马斯没有在书中提到“团体保险”模型适用于那种福利模型。根据我所学的知识和对书的理解，这种存在着自愿性被忽略、风险评定原则被权势评定取代、基金的通胀贬值风险以及逆进性质的再分配效应等问题的“团体保险型”模式体现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工作能力-成绩福利模型。这种模型扼杀了自由本身，导致扩大社会不平等及强化自私自利，瓦解社会团结与破坏社会整合。
三、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观点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热议的话题。事实上，蒂特马斯本人作为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集大成者，反对市场过度放任。在第三讲开头，蒂特马斯首先做了一个极端的假设，即无视人们的境况、意愿或信仰，强制他们以现金或实物资助未经入息审查或家境调查的求助人，从而降低其生活水平。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规模愈小愈好，人民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则愈大愈好；社会政策只应担任剩余的角色，最好能以志愿方式推行；在最大范围内让个人凭良知办事；不要让“不知什么才是最好的”大小官僚来打扰他们。但显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道德上也不允许出现。
虽然《国富论》写道“国家之所以繁荣富强，并非由政府控制，而是由于容许货品自由生产和交换的结果”，但蒂特马斯终生关注国家福利在工业社会中的角色,国家需要对人们在自由市场制度中遭受的不公正予以补偿。蒂特马斯认为国家干预和国家福利提供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经济与社会变迁过程的适应和积极回应。在蒂特马斯心目中，社会政策不仅功能是积极性的，而且性质根本有别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关注于利他主义的单向转移和社会整合。社会政策不是简单地回应社会问题，它可以通过“积极社会工程角色”实现美好社会的理想有鉴于此,蒂特马斯认为,政府不仅应该提供国家福利,而且应该提供普及性而非剩余性的社会福利。
在“公共服务与公共责任”一讲，蒂特马斯也讨论了政府的角色，他认为在前两个模型内，私营市场制度与法律支配着收入维持、住屋和保健等问题，特别是年老、守寡、生病、工伤、失业、年幼等需要依靠别人的情况。在A模型内，政府只有边际的角色。除了提供巨幅的、习惯叫做公共设施的各种服务外，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一般通过减免税项等财政措施来特别奖励那些“等待”救济不劳而获的人。但他认为这并不能改善社会和物质环境，只是防止继续恶化的工具而已。
说到底，蒂特马斯认为“社会政策要处理的都是关于选择与变迁、个体自由与集体责任的两难矛盾”。
四、英国年金方案——个案研究
在第8讲，蒂特马斯分别探讨了1968年工党政府和1971年保守党政府的年金方案。
保守党政府的提案包括国家基本方案、职业年金和新国家储备方案三个部分。国家基本方案会在一段时间内支持职业年金，助其增长。职业年金的主要策略是扩大职业年金的私营市场部门——通过保险公司或企业的自保方案来达成。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给每个雇员在基本方案上建立一个与收入联系的年金方案之机会，如果失效，则可依靠国家储备方案”。而国家储备方案是指在商业的基础上处理现代社会里的某些灾害和祸患来弥补职业年金的部分损失。蒂特马斯认为，在老年收入维持制度方面，英国是一个四层的结构。最顶层是职业年金，第二层是基本年金，第三层是国家储备方案，最低层次的是作为补充支付的部门即须经生计审查的部门。
比较而言，工党的退休年金法案更具革命性。它给予妇女新的待遇，承认未来有更多需要，并要求有一个更开放和流动的社会；男、女、婚姻、家庭的角色均会改变等。它让人民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准确地指导自己在特定情况和年纪里可以预期得到的收入。这些都是保守党的提案所欠缺的。
五、后记
正如蒂特马斯在第10讲所说“在社会福利体系中，人们无法逃避各种价值选择”，社会科学不可能、明显不是“价值中立”。尽管蒂特马斯在本书中已尽量客观中立地评论各国的社会政策，但仍不可避免地偏好英国的政策。整本书完整读下来，尽管对其中有些内容不是太理解，对社会政策这一学科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不愧为大师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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