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缪可馨堕楼事件是一个沉痛的悲剧。
小女孩日常是个阳光可爱、热爱生活和写作的孩子,受批评刺激后想不开跳楼,部分心理素质的因素一定也有,但是,孩子发生的任何悲剧,最终的责任还都应落在身边的成年人身上。
这个事件具体责任要等待法律的评判。可是在小女孩跳楼后,在其班级的家长群居然有家长表态,说批评女孩的袁老师没有错,并且怂恿其他家长接龙点赞。
天啊!看到这里,作为一对双胞胎的父亲,我真的胸中感到有一股闷气无法抒发,出离的悲愤,甚至是恐惧、绝望……
堕楼去世小女孩的家长也在这个群中的呀!
那可怜的父母看到别的家长在点赞,他们的心该有多灰多凉。感觉就跟突然发现身边的人,原来全部不是人,全部都是披着人皮的禽兽、恶鬼一样……地狱空荡荡……
点赞的家长们,他们点赞时或许还以为自己深明大义,就像有些“事不关己”的人喜欢说的那句:
“我来说句公道话吧”。
出离愤怒,我只想对那些点赞的家伙说:
停停停!
停下你的贵口!
你没有说公道话的资格!
如今最大的公道话就是,当你的孩子也跳楼去世了,你还会在这里点赞吗?
二、
人文关怀这个词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其精髓就是一个词——共情。
要能真正把自己代入到对方的所处的世界中,共情对方的感受,想他们的真正需要。
简单来说就是,不仅要把自己当活人看,还要把别人也当活人看。
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有什么需要,会有什么感觉,是悲伤、窘迫还是不安,别人也是大活人,别人处于那种环境中,也会有同样的不良感受。
你能共情到别人的感受,并做出“已所不欲”的行为,这就是共情,就是人文关怀。
显然,在不幸跳楼身故小女孩父母所在的家长群中,那些迫不及待“点赞”明志的家长,不见得日常生活中是什么坏人,他们也可能是兢兢业业的好员工,也可能是守法经营的好老板,他们只是缺少人文关怀,没有把缪可馨父母也当活人看罢了。
把别人也当活人看,这似乎是很应该,很普通的事,文明人似乎都该知道,但是,真正可以贯彻做到的人,其实并不太多。
三、
共情能力从来都是稀缺品,且蕴含巨大力量
共情能力、人文关怀的主要特点是要做到真正把人当“活人”看,这些概念都是近现代社会才兴起的。
在古代,无论中西方,都没有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想,能把共情做好的人更加凤毛麟角。
封建帝制下,从朝野到民间,讲究的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皇帝要求臣民忠诚、愚孝,大臣更有以“文死谏武死战”的精神为荣的,大臣们自己都恨不得不把自己当活人看,主流社会思想都是自上而下,那样官场、民间还有谁还会想着把别人当“活人”看,还怎么可能有什么“共情”一说。
古代整体风气就是这样,西方的也差不多,也是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才逐渐形成人文主义的思潮。
四、
我国近现代,似乎唯独曾国藩比较有“人情味”,懂得“共情”别人,体现并发挥出“人文主义”的威力。
曾国藩在打败太平天国收复南京之后,没有首先恢复南京城的工商经济,而是带着下属视察战火后的十里秦淮。
看到曾经的烟花之地如今到处颓垣败瓦,曾国藩居然下令首先恢复秦淮河灯船,在两岸兴建酒肆茶馆等各类商铺,尽快恢复秦淮河畔往日的灯红酒绿。曾国藩的幕僚不明白,就问曾国藩缘由。曾国藩说:
“世上真正能像他们那样成就一番事业,谋得不世功名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百姓都是贩夫走卒、忙忙碌碌终其一生,能修缮一个地方,给这些人带来一些欢乐,不啻为一件善事。”
曾国藩应该不知道什么是“人文主义”思想,但他的高情商让他做到了“共情”,让他的魅力得以在晚清的官场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名臣”,他的人格魅力直到今天仍然为人所称道。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共情”能力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共情”是极具感染力,极具力量的一种思想武器。
五、
如今,共情能力的价值更加巨大
例如,服务行业不会共情,怎么能把客户服务得舒舒服服;产品经理不会共情,怎么能开发出客户需要的产品;就连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也要不断练习自己的共情能力,不断去写各位客官想读的文章。
一句话,在现代社会,你真正能“共情”越多的人,你就越值钱,你就发达了。
我老爸在改革开放初创业做纸品厂的时候,也是靠“共情”能力,尽量体察、关怀员工,取得员工的信任,让更多的员工耳濡目染知道我老爸是个好老板,跟着他有肉吃,纷纷从公营大厂那边跳槽过我爸的纸品厂,最后我爸的小厂才越做越大,居然在市场化竞争中打败公营大厂,独霸一方,成为八十年代的“暴发户”。
“共情”能力,是一种很有力量,很有价值的能力,非常值得我们去练习和实践。
最后,愿逝者安息,希望这个社会更多人懂得“共情”的价值,不让悲剧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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