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缪可馨堕楼事件是一个沉痛的悲剧。
小女孩日常是个阳光可爱、热爱生活和写作的孩子，受批评刺激后想不开跳楼，部分心理素质的因素一定也有，但是，孩子发生的任何悲剧，最终的责任还都应落在身边的成年人身上。
这个事件具体责任要等待法律的评判。可是在小女孩跳楼后，在其班级的家长群居然有家长表态，说批评女孩的袁老师没有错，并且怂恿其他家长接龙点赞。
天啊！看到这里，作为一对双胞胎的父亲，我真的胸中感到有一股闷气无法抒发，出离的悲愤，甚至是恐惧、绝望……
堕楼去世小女孩的家长也在这个群中的呀！
那可怜的父母看到别的家长在点赞，他们的心该有多灰多凉。感觉就跟突然发现身边的人，原来全部不是人，全部都是披着人皮的禽兽、恶鬼一样……地狱空荡荡……
点赞的家长们，他们点赞时或许还以为自己深明大义，就像有些“事不关己”的人喜欢说的那句：
“我来说句公道话吧”。
出离愤怒，我只想对那些点赞的家伙说：
停停停！
停下你的贵口！
你没有说公道话的资格！
如今最大的公道话就是，当你的孩子也跳楼去世了，你还会在这里点赞吗？
二、
人文关怀这个词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其精髓就是一个词——共情。
要能真正把自己代入到对方的所处的世界中，共情对方的感受，想他们的真正需要。
简单来说就是，不仅要把自己当活人看，还要把别人也当活人看。
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有什么需要，会有什么感觉，是悲伤、窘迫还是不安，别人也是大活人，别人处于那种环境中，也会有同样的不良感受。
你能共情到别人的感受，并做出“已所不欲”的行为，这就是共情，就是人文关怀。
显然，在不幸跳楼身故小女孩父母所在的家长群中，那些迫不及待“点赞”明志的家长，不见得日常生活中是什么坏人，他们也可能是兢兢业业的好员工，也可能是守法经营的好老板，他们只是缺少人文关怀，没有把缪可馨父母也当活人看罢了。
把别人也当活人看，这似乎是很应该，很普通的事，文明人似乎都该知道，但是，真正可以贯彻做到的人，其实并不太多。
三、
共情能力从来都是稀缺品，且蕴含巨大力量
共情能力、人文关怀的主要特点是要做到真正把人当“活人”看，这些概念都是近现代社会才兴起的。
在古代，无论中西方，都没有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想，能把共情做好的人更加凤毛麟角。
封建帝制下，从朝野到民间，讲究的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皇帝要求臣民忠诚、愚孝，大臣更有以“文死谏武死战”的精神为荣的，大臣们自己都恨不得不把自己当活人看，主流社会思想都是自上而下，那样官场、民间还有谁还会想着把别人当“活人”看，还怎么可能有什么“共情”一说。
古代整体风气就是这样，西方的也差不多，也是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才逐渐形成人文主义的思潮。
四、
我国近现代，似乎唯独曾国藩比较有“人情味”，懂得“共情”别人，体现并发挥出“人文主义”的威力。
曾国藩在打败太平天国收复南京之后，没有首先恢复南京城的工商经济，而是带着下属视察战火后的十里秦淮。
看到曾经的烟花之地如今到处颓垣败瓦，曾国藩居然下令首先恢复秦淮河灯船，在两岸兴建酒肆茶馆等各类商铺，尽快恢复秦淮河畔往日的灯红酒绿。曾国藩的幕僚不明白，就问曾国藩缘由。曾国藩说：
“世上真正能像他们那样成就一番事业，谋得不世功名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百姓都是贩夫走卒、忙忙碌碌终其一生，能修缮一个地方，给这些人带来一些欢乐，不啻为一件善事。”
曾国藩应该不知道什么是“人文主义”思想，但他的高情商让他做到了“共情”，让他的魅力得以在晚清的官场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名臣”，他的人格魅力直到今天仍然为人所称道。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共情”能力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共情”是极具感染力，极具力量的一种思想武器。
五、
如今，共情能力的价值更加巨大
例如，服务行业不会共情，怎么能把客户服务得舒舒服服；产品经理不会共情，怎么能开发出客户需要的产品；就连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也要不断练习自己的共情能力，不断去写各位客官想读的文章。
一句话，在现代社会，你真正能“共情”越多的人，你就越值钱，你就发达了。
我老爸在改革开放初创业做纸品厂的时候，也是靠“共情”能力，尽量体察、关怀员工，取得员工的信任，让更多的员工耳濡目染知道我老爸是个好老板，跟着他有肉吃，纷纷从公营大厂那边跳槽过我爸的纸品厂，最后我爸的小厂才越做越大，居然在市场化竞争中打败公营大厂，独霸一方，成为八十年代的“暴发户”。
“共情”能力，是一种很有力量，很有价值的能力，非常值得我们去练习和实践。
最后，愿逝者安息，希望这个社会更多人懂得“共情”的价值，不让悲剧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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