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史上，总会有一些犹如珠峰一般存在的问题，吸引着无数学者慕名前往，勇攀高峰。比如古希腊，它究竟是如何在短短几百年内发展出一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璀璨文化？作为现代人，我们真的是很好奇。实际上，对于古希腊的这种好奇在19世纪的欧洲学术界已经达到了一种“言必称希腊”的境地。就像现实中的珠峰，攀登的人多了就会踩出一条清晰的路径，对于古希腊的研究也是如此：今天，学者们已经大体上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古希腊人对理性的推崇，是他们取得璀璨文明至关重要的原因。当然，就像珠峰本身有南坡、北坡两个登山路径一样，在古希腊这座文化珠峰的身上，也有两条路径——至少在《希腊精神》作者依迪丝·汉密尔顿看来如此——一条是至上理性，另一条是希腊精神。
把理性和精神放在一起对比，难免会在内心生出一种不和谐之感，毕竟前者更科学，而后者则有宗教的嫌疑。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古代世界，当人的理性尚未独立之前，不同文明的家长莫不是以宗教、迷信冠名的神秘人物。但是，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中指出，在古希腊人那里，精神的结论和理性的结论并不是互相冲突的；理性和情感不是对立的；诗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都是真理。
《希腊精神》 华夏出版社
在认识汉密尔顿所说的希腊精神之前，我们还必须再次将之与希腊的理性做一对比。精神这类概念，是有点笼统的，而且必须站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视域才能将其把握。这一点与理性截然不同，因为理性可以从一件很小的事情中得到彰显，而且在理性者看来一目了然。所以，理性这个概念是古希腊人自己创造出来用来形容自己的，就像他们创造的德性这个概念一样。而精神，则是我们从现代的视角对其整体形态所做的一个把握。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古希腊人对精神这种概念没有感知。实际上，古希腊也有宗教，而且他们也将自己的神话文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们在处理世俗事物的时候，也会参考神谕。但古希腊人对精神的迷恋自始至终都戴着理性的脚镣。所以，在宗教方面，他们没有像东方走得那么遥远。
此时，我们可以这样追问：为什么古希腊的宗教没有遵循基督教或佛教的路径去发展？理性看似是一个万能的答案。但这并不能令所有人满意，毕竟人们可以继续追问，理性从何而来。实际上，汉密尔顿单独将古希腊的精神作为重点来描述，本质上就已经默认了古希腊的理性和精神具备一种诸如鸡与蛋哪个更先的逻辑。不过，作者并没有在这方面过多停留，因为她把重心放在强调精神和理性作为两种力量在古希腊文化中的平衡，而最能体现这种平衡的就是古希腊悲剧。
对古希腊文化略有了解的人都应该对他们的悲剧作品有所耳闻。重要的是，悲剧对于古希腊的意义绝不只是艺术形式的创新，而是代表他们对人性的洞察与理解。诚如汉密尔顿在“悲剧的概念”这一章中所言：“如果希腊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悲剧作品，我们就很可能难以知道他们达到了怎样的高度。”今天我们在回看古希腊悲剧作品的时候，或许会对他们那种宿命论的色彩耿耿于怀，但是就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劣性而言，宿命不管是以历史本身为主体，还是以普通大众为寄生，都是在以一种老套的的方式不断上演。关于这一点，汉密尔顿在开篇所说的一段话振聋发聩。她说，虽然人类生活表面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内心的变化却很小，而且人类的经验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学完的一门课程。确实，如果人类的内心也像我们所生存的物质空间那样发生巨变，那么21世纪的今天就不应该存在诸如中美版本的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
悲剧对于古希腊人的意义何在？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怜悯和畏惧，以及一种被洁净化了的情感”。黑格尔认为悲剧是一种“调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生活中产生的不谐和融入了永恒的谐和之中。这两位哲人对悲剧的认识基本上都抓住了要害。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微妙的心理实验对他们的上述观点做出说明。比如，杜甫看到朱门的酒肉，想到“路有冻死骨”。那么，如果杜甫看到的是朱门里的丧事，他的情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很显然，在这种环境中，他内心原本具有的那种不平衡感、不和谐音会渐渐平衡、谐和。有时候，这种感知犹如顿悟般具有永恒性。
在理解古希腊悲剧的时候，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那就是古希腊悲剧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气概，却总是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遭遇失败。这个视角与其他民族的文人很不一样。比如在古代中国，很多悲剧式的英雄往往会被理想化，进而淡化他身上悲剧的标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项羽。结果就是，对悲剧人物的理想化只会有助于抒情，却无助于反思。当然，古希腊悲剧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被不同的悲剧作家用不同的方式、风格反复创作，进而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点在其他民族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间点似乎都没有成为一种风尚或传统。所以，历史上有四大悲剧作家，三个都在古希腊。
净化情感有多种方式，欣赏悲剧作品只是其一，那么为何古希腊人却表现出了迥异于其他民族的精神风貌呢？汉密尔顿的解释很有意思。她说，悲剧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它向我们展现了痛苦，却由此给我们带来快乐。它展现的痛苦越大，情节越可怕，我们感到的快乐就越强烈。这种解释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古希腊人的行为确实提供了一些实证。一方面，古希腊人对悲剧的疯狂不是精英式或者小众的，而是普罗大众式的；另一方面，古希腊人的生活，从任何一个标准衡量，都可以用快乐来形容。至此，我们看到了理性和精神在悲剧中得到了完美融合：对人性的深刻洞见依赖的是不俗的思考力，也就是他们的理性，而对待世俗的态度仰仗的则是古希腊人山上特有的乐观精神。
悲剧虽然没有在古希腊以外的其他文化中形成风尚，但在每个个体的经验中都会形成超强的共鸣。联想到死亡，每个人的出身都是一场悲剧。这个整体化一的概括，会在一生中分化成无数个点点滴滴式的节点，伴随着人的一生。
在《希腊精神》的结尾，汉密尔顿总结说：希腊之所以人才辈出，正是由于澄明的思想的力量加上伟大的精神力量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这句话怎么看都像是罗曼·罗兰那句格言的变相阐述。罗曼·罗兰说，人最可贵之处在于看透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仔细分析，会发现汉密尔顿和罗曼·罗兰的主语是有区别的：汉密尔顿强调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希腊，而罗曼罗兰说的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所以，希腊作为一个奇迹的核心就在于此，他们竟然可以把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形象的素养锻炼成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素养。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答案即便不全是，但也绝对主要是古希腊悲剧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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