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824 闫安
秦晖老师读的书一定比我吃的饭多，大学四年也是受益匪浅，但基本听不大懂。就象一开始能够认识鲁迅文章的字，但不知道意思一样。但无论如何，独立思考、持续学习是每个人需要和必要的。对秦晖老师的这篇“学术逻辑与策士道德”，个人有点不同看法，发点议论，算是致敬，不是不敬。
秦老师先从“效率与公平”问题分析谈起，进而指出学术逻辑与策士道德存在不同标准。但是什么是效率？什么是公平？政府、市场、社会组织角色定位对效率与公平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公共品、准公共品、私人物品不同领域，是否存在和能够实现同一标准的规则公正和结果公平？如何理解“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如何克服和走出对立性的市场效率与公正公平二律背反之“怪圈”？无论“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其立论前提和基础是什么？……否则，就容易陷入“秦晖气场”而被秦老师带走。
效率原则基于亚当·斯密个体理性人，“开不见的手”通过市场化自由竞争实现资源配置是中西方共识。分歧在于公平与公正的误读和误解上。
一方面，就市场公平而言，仅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解决公共物品、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存在市场失灵。
另一方面，就官家公正而言，在弥补市场失灵的过程中，政府干预行为本身的局限性导致另一种非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即行政规模膨胀过度、财政赤字、寻租、交易成本增大、社会经济效率低下等政府失灵现象。
市场和政府都存在“失灵现象”，因而既不能从结果上，也不能从过程中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进而强调学术逻辑和策士道德层面的“公正至上”。
政府属于行政机构，而并非纯粹的经济组织，“政府与市场作为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两个重要调控力量，都是不可缺少的，既不能一味夸大市场功能，减弱政府职能，也不能一味夸大政府的作用，压制市场的活力。只有当市场与政府两种力量有机结合，协调互补，才能扬长避短。”
秦老师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在西方或许会被理解为自由竞争优先，兼顾社会保障。但在中国，这话常常被理解为权家优先，连形式公平-所谓规则公平或竞争过程的公平“兼顾”或者忽略，这问题就大去了。”
——个人认为，秦老师这两种设论前提都存在问题，因此推导出的“公正至上”容易口号化，缺乏操作性。反之，如果“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否就是“非右即左”？如此，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就成了无解答案，显然对现实也会束手无策，再讲究学术逻辑就成了空中楼阁落不了地，策士道德反而成了要么功利化要么被指责的标签。
其次，是否如秦晖老师言，西方“兼顾公平”意指“兼顾社会保障”，而我国意味着“权家优先”？概念指称不统一，就容易歧义百出。
社会保障是多层次的，例如国际上通行的多层次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社会工伤保障体系等。构成为基本保险（公益性、强制性）、补充保险（非营利、补充性）、商业保险（营利性、市场化），对应于经济学领域的公共品、准公共品、私人物品。因此，“兼顾公平”不能简单或狭窄的等同于社会保障，概因为公共品、准公共品、私人物品领域广泛，不仅仅是秦老师或西方惯常所指的“社会保障领域”。
如国家文件中枚举的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安定、国家安全等。从是否排他性、竞争性划分，就业、收入分配是市场化，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为准公共品，社会安定、国家安全是公共品。都需要和存在公平与效率问题，分类不同解决路径不同，不能简单和笼统如秦老师言，“公正至上”，然后是效率和公平孰为优先？进而归罪为“赢家通吃”和“权家通吃”的无解牢骚循环。遑论学术逻辑和策士道德？
就算社会保障领域，也是多层次的，如医疗保障，政府主导主干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兜底的社会医疗救助，然后是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医疗救助等。可以看出，公正公平在基本主干和兜底为政府兜底，即为现代国家贝弗里奇报告所言及的四原则，包括普遍原则、基本生活原则、统一原则、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同样其他多层次构成也是多层侧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在先，所谓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然后是不同保障层次的过程公平、规则公平，依据制度定位及排他性、竞争性程度，是否完全效率优先（市场化）、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等，来克服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有时制度设计和规则设计需要协调公正、公平、效率关系，所谓超越市场和政府利益格局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综合体建设。典型如无外部股东，会员共有、互助共济，基于同样风险保障目的的互助会员保险组织（参见中国银保监会《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
中央提出的三次分配，是坚持和谐社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初次分配（市场）、再分配（政府）、三次分配（公益慈善社会互助）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其中，三次分配属于社会分配机制中的一种，指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社会互助的形式，对政府调控进行补充。三次分配弥补了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统筹效率与公平、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
综上，可以概括基本结论。
首先，讨论效率与公平问题前提，先要从厘清和明确不同现代国家市场、政府、社会组织关系基本制度定位。否则，如新冠疫情，最发达的美国，恰是否决奥巴马医改的特朗普私有化医疗为代表，所谓市场化、自由化，导致疫情泛滥，按照其制度定位，是公正公平的，但“效率”呢？却是失控和灾难性的。反之，中美对比，一目了然。
正如三次分配和共同富裕。不是非此即彼关系，而是协调可持续发展。当然，这对“新阶段、新理念、新发展”之供给侧创新改革提出很高要求。金融是经济社会中枢，保障领域体现金融非营利属性的互助保险、互助金融、互助基金等创新，一方面经营目的、组织模式、业务逻辑与传统股份制商业保险有着根本分野，另一方面，在业务范围、功能监管等方面又保持一致。这同时体现了市场竞争的效率原则，同时又体现互助共济保险本源，属于典型普惠金融，恰体现了社会公正、公平。这不同于完全市场化营利性商业保险的客户选择性，即盈利要求和经营逐利化，客户选择自然是“年轻、有钱、健康”群体，如此，可以做大“多收少赔”有利润。
其次，无论秦老师所言的“学术逻辑”还是“策士道德”，都要明确具体竞争性、排他性的私人物品、准公共品、公共品的构成和提供方，这样讨论才可以具体化，才有精准学术逻辑可言，亦能确保不乱扣“策士道德”之大帽子。二者未必是截然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没有学术逻辑，就谈不上“策士之策论”，也未必会为官家和公众所采纳，在现代社会信息透明、行政可复议，代议公议渠道通畅的现代国家这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规则。
第三，在上述前提下，讨论“交易费用”问题才能量化实证分析，不是秦老师惯常列举的苏俄农庄、民粹革命家、印度工人的有些政治化、标签化，未必能与与现代社会、经济结构、制度模式相对应或分析参照。
从市场化理性人、自利、自益，乃至被迫“自助”的非合作博弈；到基于信用的受托和“他助”；到融合创新、数字共享经济时代合作博弈的他助、互助、互益；到和谐社会政府主导，弥补一二次分配不足，社会成员间慈善与公益，共建、共治、共享，超越政府与市场“简单二元”格局，构建多层次和谐发展格局，促进三次分配与“社会互助”，……需要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供给侧创新、法律规制引领等，这是中华复兴、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之路的必然。远超道德层面的公正呼吁，学术层面的象牙塔论证，以及策士层面的“修修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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