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东来说，“二战”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英法两国经过又一轮消耗，已经无力维持殖民秩序。
纳粹屠杀犹太人罪行的曝光，则激起了世界舆论对犹太民族的同情。
新成立的联合国，为了避免民族矛盾升级，在1947年通过了181号决议，提出让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别建立自己的国家。
犹太人接受了这项决议，建立了以色列国，阿拉伯人则严词拒绝。
于是，在1948年，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一个打一群，取得了最终胜利。
从纸面实力上看，第一次中东战争，是以色列一国对7个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内部分成好几个派别。
约旦之所以参战，是因为阿卜杜拉国王想吞并巴勒斯坦领土，好壮大自己的国家。
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则是想借参战的名义，把本国最激进的政治活动家送去前线，免得他们在国内筹划革命。
都想借巴勒斯坦问题这个由头，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而不是真的关心当地阿拉伯人的处境。
这种复杂的心思，不是一句“不团结”就可以概括的。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从此也被裹挟进了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
五次中东战争，看上去都是因为巴勒斯坦问题而起，却没能真正帮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
不过，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失利，也激起了阿拉伯国家的反思。
从1952年开始，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陆续爆发了内部革命。
革命者对外打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号，呼吁阿拉伯人团结一致，对内实行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
这股潮流，被称为“阿拉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之所以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欢迎，是因为它既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也反对旧贵族和大地主对普通阿拉伯人的欺压。
它代表了阿拉伯人主动寻求国家现代化的努力。
埃及总统纳赛尔，因为富于个人魅力，领导的又是一个强国，被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奉为领袖。
纳赛尔这位新领袖，缺点也很突出。
纳赛尔的观念非常教条。
他给阿拉伯国家划分了三六九等。
没有接纳社会主义主张的，被称为“反动”国家，遭到他的疏远。
像约旦、沙特和波斯湾沿岸的石油富国，就属于这一类。
追随社会主义的，被称为“进步”国家，可以加入埃及领导的政治—军事同盟。
但在同盟内部，埃及又是唯一的“老大”，可以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
1958年，叙利亚本来已经同意跟埃及合并，组建一个推行社会主义的“联合共和国”。
但因为埃及人把持了新国家所有要职，对叙利亚人颐指气使，这个国家只存在了3年就解体了。
在纳赛尔的负面遗产中，影响最大的是阿拉伯社会主义与波斯湾产油国之间的对立。
“二战”结束后，中东作为原油主产地的价值变得越来越突出。
1960年，沙特牵头发起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试图从美欧大国手中争夺原油定价权。
这种主张和阿拉伯社会主义倡导的反霸权理念，其实是一致的。
另外，沙特虽然没有参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但一直出资支持埃及、叙利亚等国对以色列的战争，属于可争取的盟友。
然而，纳赛尔始终排斥沙特，认为不能让这个“反动”国家掌握阿拉伯世界的话语权。
这就导致石油这件经济“武器”，始终没有被有效运用起来。
直到1973年，纳赛尔去世三年后，沙特才牵头产油国发起石油禁运，帮助阿拉伯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取得了有利结果。
但这个时候，阿拉伯社会主义的高潮已经过去了，它终究没能实现让阿拉伯民族彻底复兴的宏伟目标。
另外，纳赛尔的选择，还使阿拉伯国家深深卷入了美苏“冷战”。
一开始，埃及倡导不结盟主义，希望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
但阿拉伯国家经济基础不佳，特别是缺乏工业实力，这让他们的军事机器始终运转不良。
为了强化国防，纳赛尔倒向苏联，结果反而沦为了苏联的“冷战”棋子。
像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就是埃及在收到苏联错误的情报之后，主动发起的，结果却是一场惨败。
等到纳赛尔去世，他的继任者萨达特审时度势，在1978年与以色列达成了和平协议。
在那之后，阿拉伯国家联盟逐渐解体。
各国政府越来越看重具体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更宏大的阿拉伯民族的整体目标。
这种局面，也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20世纪80年代以前，巴勒斯坦争取民族独立和正式建国的事业，一直被埃及、叙利亚等国裹挟着，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随着这些国家转向收缩，巴勒斯坦反而迎来了一个“时间窗”。
当时的“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在1988年宣布接受“两国方案”，同意在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前提下，探索建国的可能。
1993年，巴以两国签署《奥斯陆协议》，为实现中东和平迈出了关键一步。
这也是“冷战”结束前后，中东最重要的政治变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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