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冬，我为逝去的父亲写过一篇文字，发表在《百姓文学》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也越发的厚重，倍感填不满怀念的纹理。这几天，我在构思新疆五年的回忆录的框架，可在心中的脚本里总是有父亲闪现的身影，“男孩应该到外闯一闯”，这是临行前沉默的父亲几袋闷烟后一句话。
我的父亲，生于1933年，七岁时，我奶奶抛下年幼的父亲去了天国，这年正是河南大旱加蝗灾，次年由于饥荒身患重病，几度昏迷，爷爷在要放弃时，父亲无力地睁开了眼。
父亲十多岁，爷爷又续了弦，待父亲还算说的过去。随后倚着爷爷的哥哥没有儿子(有三个女儿)，有些家产的优势，父亲成了家。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在杏兰私孰里念完了高小，考进了新乡师范，在那时就是一个文化人了，由于后奶奶的原因，没能去成。于1950年，四十多岁的爷爷丢下了十几岁的父亲，母亲，一岁的大姐，还有双目失明的大奶奶，撒手人寰，奶奶不堪重负，带着两个叔叔(后奶生的)，嫁了他乡。
由于父亲继承了大爷爷的遗产，不久便扣上了地主帽子，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地主成分的生活不堪回首，用忍辱负重都不为过。52年，大哥
降生，在那饥荒动荡的年代，父亲是怎样熬过来的，我真不敢去想。
那时父亲是常被欺负的对象，听母亲说大哥十多岁时，在荒岗上挖了一棵榆树苗，竟被林业管理员罚了十五块，只得把一家一年的细粮蒸成白馍，到新乡卖了，交了罚.款。有一年，我们家用一年的心血养大了一头猪，卖了三十多块钱，大队干部要把这钱借给小队搞生产，地主成份的父亲也只有唯命是从，后来在买工分或交缺粮款时父亲要求抵债，可招来的是他们的恫吓，说再不交断了我们家的吃粮标准。我说这些不是追某些人的原罪，只为还原一个真相。
65年至73年，我们姊妹四个相继出生，大姐已经出嫁，大哥也至成年，在拉土时挖掉了一棵小枣树，又一次被罚，气急的父亲狠狠打了他，由于大哥生性倔强，不愿受屈辱，便一气之下，选择离家外出了。那时，队里把劳力看得紧，一次次为难父亲，要他干两个人的活，这样的劳动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听母亲说，我出生时，家中几乎没一粒粮食，父亲到十多里外的姥姥家借粮食，没借着，那时候哪儿都缺粮食。父亲绝望了，止不住的泪水簌簌流下了，抹黑又步行去二十多里外的姨家去借，第二天借来了一斗玉米棒。这两天母亲用擀杖把一捧高梁米压碎，熬成稀粥，可还是没抵得住饥饿，我没奶吃，拼命得哭，母亲因此落下一饿胃疼得要命的老病。
打我记事起，父亲夹菜总要左手托起右胳膊，我小时经常以嘲笑的方式学他这个动作，自从得知原由后，我从没学过。在我们姊妹几个小时候，家中几次断粮，父亲心如刀绞，便在晚上偷了别人一只羊，怕被人发现，当夜跑了五六十里路，卖过又回生产队上工，可还是被发现了，父亲遭到了一顿毒打，胳膊受了重伤，最终也没完全恢复。
大哥后来在山西落了脚，靠给队里背檩子挣些钱，邮到我姨家(队里知道要劳力遣回的)，再转交给我家，又加父亲见缝插针地串乡修鞋、裹扎脖(牲畜耕田时夹在脖子上的农具)，多少也有一点儿收入，一家人生活才得以好转。记得我几岁时父亲出去，我哭着爬上车也跟了去，在路上父亲捡了一根油条，他弄干净沾的泥土，给了我，我瞬间吃完了，父亲看着我很满足地笑。在晚上总在父亲用他自制的撵绳工具撵麻绳，我们叫它“波浪鼓”，是用一根二十来公分长擀杖一般粗的木棍，中间钉个钉，再折个钩儿，麻绳挂钩上，松开，用手转下面的“波浪鼓”，绳劲儿上好后，再缠到木棍上，棍上满了取下来，合成挂儿，用来出门裹扎脖用。小时的我，常常把转动的“波浪鼓”搞停，也遭父亲便一次次地数落。
自联产责任承包制后，每逢农忙，父亲把牛喂饱后，眯一会，就起来了，扬场、去田里撒粪、挑水……忙完又开始喂牛，快喂饱时，开始喊我们起床，喊五六遍我们才起床，还很不耐烦。结果到地里忙了一阵子天才亮。现在想来，父亲几乎一夜没睡。
命运多舛的父亲用弱小的身体以最大的力量将我们姊妹六个相继养大，在94年夏天，身体感到不适，吃馍必须有水冲才能下咽，受条件限制，都没当回事。
秋后，父亲咽食有些困难，到县医院透视，说是食道炎，开了几天药，来到家隔了一两天，我们几个都怀疑是误诊，到新乡做了检查，检查结果上打了问号：食道癌？又进一步检查，确诊为食道癌，我们估计是，但又不敢相信，还怕误诊(其实只是不敢面对而已)，又到郑州复诊，检查结果一样。我们要求医生再出具一份假诊断书给父亲看，医生只同意把癌字写得难辨认一些，回来后父亲要看诊断书，没蛮得过识字的父亲，癌字还是被他认出来了，说什么都不治了。
怎么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又去郑州托熟人咨询了几个专家，说手术到时人财两空，建议药物治疗，具体点说是维持，因为那时还没有有效的抗癌药。回家劝导父亲，他同意后，卖了家中的花生，又去郑州管城区肿瘤专科李全国大夫那抓药，这种药很贵，一天四百多，拿了十天的，吃了有好转，又拿了半个月的，结果没怎么吃，因为父亲咽喉异物感越来越厉害了。又去卫辉拿，吃了一段时间，不行，重新再换一个地方。
药是吃吃停停，大概有大半年多时间，父亲脸色憔悴而苍白，感觉他浑身没有一丝丝力气。平时只能吃流食，偶尔父亲想说吃什么，就不分贵贱去买。那时大棚种植刚起步，反季节蔬菜很贵的，一个鸡蛋大小的西红柿三四块钱买过，一根四五块的小黄瓜也买过，有时做好，父亲吃一两口，有时做好他又说不想吃了。
大姐听别人说河北有个地方的大师，能让病人靠静坐修心治百病，要把父亲拉去治，说这一路开销她全包了(此时我们家经济上已竭尽全力了)，父亲也同意了。其实姊妹中间也有不同意的，大师治疗不管是迷信也好，坐法也罢，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也是大姐尽的一片孝心。母亲怕父亲回不来，死活不同意，最后只能骗父亲说人家到国外学习了。现在回想起哪可能就是“法轮功”。
95年秋后不长时间，父亲便不定期地昏迷，有时他看见外面天晴得好，会说“天晴多好”，我们问他，“到外面晒晒太阳吧？”他会微微一笑，“不去啰，也不会再去啰，这太阳我是晒不到了。”“我走后，你们别太难过。”“我最放心不下老二。”音调流露出来的凄婉和不舍，牵动着我每根心脉。此时的父亲脸色蜡黄，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
阴历十月初四，父亲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我们姊妹几个一直守护在他身旁。初六后半夜，父亲呼吸突然急促起来，听说人在弥留之际，亲人的呼喊能有一定效果，我们使劲喊父亲，可一阵大喘气之后，父亲的年龄被定格在了63岁，安祥地，永远地睡了……
悲挫命运的父亲累了，拉不动了，也该很好的睡一觉了。“这太阳真好……可惜我晒不到了……”“男孩子到外面闯闯也好”这样的话永远回响在我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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