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与智慧

（摘自《儿童心理学手册》第六版  第9章 发展中的个体：经验的视角）

复杂性与智慧

对于老年人来说，在扮演的各种文化角色中，最能代表最优发展结果的可能就是智慧了。我们现在就来深入探讨智慧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它与以上章节中所提到的复杂性的动力学之间有何联系。

在东西方文化中，不断提及的一个主题是智慧，它被看作是长寿者的一个品质。人们认为，这些人拥有一种特殊的洞察力，他们可以在既定的环境中提出“最佳”的行动方案。这种观点代代相传，社会也支持了其基于进化论背景的效度。正如有助于生存的生物信息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着丰富涵义的智慧概念也会基于类似的原因进行文化传承。

对智慧的人我们有许多种称呼：导师、圣人、顾问、长者、老师等。这些称呼均表达了一种核心特质：具有选择或帮助他人选择最适宜生存和成长的行动方案的能力，这种能力与他们从长期的生活过程中所获得的洞察力有关。从广义上来说，智慧的人，能够给出关于解决生命基本问题的忠告。从历史上来看，在东西方文化中，这些忠告都与对生活经验的反省有关；通过对岁月长河中的成功与失败经验的反思，智慧的人形成了对自我--环境的关系过程的元觉察。比如说，一个智慧的师长，通常被认为具有谦虚、独立以及耐心等品质，这些品质通过允许年轻人从错误中成长促进了他们体验自我发现的愉悦。不干涉（或干涉）的决定是建立在对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复杂性的非凡领悟上作出的，这一点在历史学家John Hope Franklin与他的学生之间的互动中就很明显的体现出来。

之前提到过，智慧的一个核心特点，是超越狭隘的具体思维以及在更广阔的背景中看待事情的能力。John Reed，花旗集团的前任CEO，最敏锐最成功的财务主席之一，讲述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

我是一个总是要了解我所工作的情境的人。有些人总是进来就说，“Gee，汽车的挡泥板弯了，怎么才能让它恢复原状？”他们只想搞清楚是什么装置把挡泥板搞弯了。对谁设计了这辆汽车、谁会拥有它、或其他别的外在因素等，他们从来不感兴趣。而我不一样。我要解决一个问题，但是为了能更好的认识问题，我需要了解他的背景。因此，我会好奇：谁会开这辆车呢？为什么会这么设计，弯曲的挡泥板是否与汽车设计有关？这就是我思维的模式——我总是将一件事放入它的背景中去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Reed并不认为是他的整体观、重视事件背景的特点使他成为一个更成功的商人。他举了很多成功的CEO的例子，这些人只是运用辐合思维去思考。但是，他声称，从个人的角度，他更喜欢从更复杂的背景中来思考问题，否则的话就无法思考。

当前关于智慧的研究表明，智慧是评价人类最优发展的一个有效标准。Sternberg是这样描述智慧的，“与智力和创造性相比，有智慧的人试图去理解‘现存’知识的含义和局限。智商高的人则试图让这些知识得到最好的应用。而有创造力的人则希望摆脱这些知识的束缚”。Sternberg将智慧、智力和创造力分别比作政府的三个职能部门，在对心理的自我管理中，智慧具有审判功能，智力具有执行功能，创造力则具有立法功能。这种三元图式与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复杂性系统是一致的。创造性/立法性反应，代表的是指向分化，或者试图超越已知、产生新的事物或观点的运动；相反，智力的/执行性反应，可以被看作是指向整合的运动，它要在建立清晰且可预测的行为参数的基础上寻找一致性。最后，智慧/审判性的反应就是对认识过程进行背景性评估，从而了解立法/性创造性反应以及执行性/智力的反应的优势和局限。

获得智慧的人可以用最适宜发展的方式将自我管理的这三种功能组合起来。创造性的反应可能会产生指向变化的运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在需要做决定的情境中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智力的反应可能增强知识间的一致性，但是不足以产生新思想。智慧的反应，反映的是对功能之间如何优势互补的一种觉察：智力如果缺乏创造力就会僵化，创造力如果缺乏智力的驾驭就会导致混乱。最后，正是由于智慧，才能考虑具体情境中的自我--环境关系，根据过程对它们进行评估，从而发现当创造性反应必须让位于智力反应时会有什么缺陷，当智力反应必须让位于创造性反应时又有什么不足。因此智慧的反应能够反映Rogers所说的充分发挥机能的人所具有的可预测的不可预测性：一个特定的反应（即追求变化或稳定）是否合适，是不能预先知晓的；然而，目前最适合这种情境的行动是可以被确定地选择的。这种行动反映的要么是连续性，要么是不连续性。因此，智慧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描述了复杂的人的变通性，复杂的人能够找到通向成长和最优体验的最佳路径。

近来，一些研究成人发展和后形式认知的学者得到相似的结论，智慧的人具有变通性和辩证表现。如Labouvie-Viet注意到皮亚杰（如，同化与顺应），弗洛伊德（如，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James（如，主体我和客体我）都提到过，二元性，甚至当代的神经心理学家也从解剖学和化学上对基础的加工系统进行了比较。Labouvie-Viet用历史上的神话（mythos）与理性（logos）的区分来指代二元模式。神话象征的是运用思维实体对自我作一个近距离的确认（即认识的主体与客体是无法分割的主观性模式）；理性象征的是运用推理或思考的能力将主体与客体分开，或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逻辑分析。

Labouvie-Viet认为智慧可以将与世界有关的这两种重要方式重新衔接起来。传统上，它们是二分的且相互对立的。因此，神话一般与情绪、身体、主观性以及所谓的女性特征有关；而理性，由于它与理性思维、智力、客观性等相对应，常被认为更具有男性特征。在我们的文化中，儿童的性别分化也是基于这种二分法的。如果智慧通过超越这些虚构的极性把这些模式重新联结起来，那么这样的描述就会和复杂性的意义相近了。

其他人也发现了与智慧特征相关的两极性。Meacham描述了成熟信念与办事谨慎之间的平衡。Erikson和Kivnick讨论信任与怀疑的矛盾时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信任与信念能够让人们自发的、全身心的投入到能够产生新思想、新联系的活动中去；相反，怀疑和谨慎，用一种收获现实成果的最好方式，让整合这些突然出现的联结的活动放缓。这些品质的分裂不仅描述了给个体带来消极结果的条件，也说明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中存在一些不明智的行为。例如，Tillich在综合分析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研究项目中也隐含了一种文化评论。他认为，现代科学过分强调科学家需要与其要认识的客体分离开来（即主观性所忽视的相反事实为客观性提供了基础），现代科学主要是处在辩证关系中客观--分离这一端来认识事物本身，这就把技术层面的知识与人性关怀与利益割裂开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人们要面对许多由于对技术的滥用而产生的问题与危险。

智慧是一种结构，是对心理复杂性的最充分的表达。智慧的人通过理解自我与环境的动力关系，最大程度的发展了通向最优体验的能力。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人们在谈论智慧时，通常将它与超越或入迷的状态相联系。智慧的人对其漫长而丰富的人生进行反思，理解了整合是出于回避焦虑与失调的需要、分化是出于避免倦怠和停滞的需要，智慧就是通过这些过程而历练出来的。由于智慧的人能够将主观性与客观性这两种模式协调起来，因而对整合和分化的过程进行自我调节就是可行的。智慧的人做好了准备，通过保持和谐一致来随时随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但是在不可预测的情境中，则依赖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及情境。

就如同对任何复杂系统的描述一样，对智慧的人的描述也具有似是而非的必然性，在特定的环境中用强调过程、对立和互动的辩证概念来表达是最好的。因此，发展性研究旨在更好的理解人们的激励性特征，毫无疑问，这非常困难。然而，已有大量研究证实智慧是潜在的成熟的结果。有关智慧的现象学解释是对这些研究的进一步支持。除了实证研究，对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中有关智慧看法的解释学研究，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总之，本章节试图更具体的论述心理复杂性的一些特征，即能够使分化与整合之间实现辩证和谐的一些品质。这些特征让个体能够在创造自身环境并进一步促进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对人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各种生物和文化因素中，它们只是其中包含的一部分或者一小部分。终身学习的能力以及在环境中相对缺乏的“电路”反应可能是人类最显著的特征。Lerner得出了相同结论，他认为,在发展过程中得到最优发展的即是那些能够适应不可预知的情境的自我调节能力或风格（即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或者改变环境以适应自我）。虽然，这些激励性特征可能与遗传素质（如，可能影响开放/退缩水平的气质特征，集中注意的能力等）有关，它们也会受到社会化情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因此，了解这些特征是如何在儿童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是理解人类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