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正月十五，送了祖宗，该出门的出门，不出门的就要准备农活。年味到了初八就开始淡了。尽管已是新春，但冬天还没走，寒气像老鹰一样在村庄的上空盘旋，光秃秃的树枝在空中涂写着无奈。
匆匆吃完新年的第一餐，妻子就急急地带着三岁的女儿，一岁的儿子去她娘家了。老丈人家不远，骑上自行车没十分钟的路程，早去晚归的。反正家里只有亩把地的麦子，几分地的油菜，闲得很。我就缩在家中，窝在火桶里，烟雾缭绕间，品着那咸菜叶般的老茶，哪里也不想去。偶尔有玩伴来我家打打小牌，聊聊天，似乎生活在恍惚中。
有天觉得无聊，便掩上门，也没用锁，去村后面的“北大地”看看，那里有我家的麦地，“北大闸”还有几分地，很远，懒得去。冷风呼呼的，麦子还没有拔节，稀稀的，像癞子头上没长满的头发。不过有闲不住的人开始在给麦子松土，准备二次施肥了，远远地看上去是个孤独的影子。眼皮下我家的麦子长得很瘦弱，一双地只种了两行，黄黄稀稀得像个丑女人的两道眉毛。两边的空地留着套种棉花，空地上也长着杂草。忽地想起母亲的话：这么一点地就是种黄金也发不了家。
种黄金没这个本钱，麦种还是欠的，我咬咬牙，狠狠地跺了跺脚，有泥。
回来经过生产队的老稻场，小时候经常玩的地方已经造了几家房子，弄得路也是七弯八拐的，看着别扭。路西边静静地停着一辆宝蓝色的轿车，商标像个十字架，是汪家老二的。听说这两年在广州挣了不少钱，他娘去广州都是到合肥坐飞机飞过去的。比我小几岁，记得他小时候老是流着鼻涕，流得长了就用袖头擦一下，几天下来，袖头闪着光，和剃头的荡刀布差不多，看着叫人着急。想想像是没几年似的，印了那句古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一点没错，看人看事眼光得放长远点。
拐过锅屋的墙角，见建蹲在我家的门坎上，正举着茶杯，像是欣赏茶叶又像是看水的深浅。他一看到我就蹦起来，咬牙切齿的：死到哪里去了，大门开着却找不到人？我笑笑：去地里兜了一圈，又没什么事。建说：兜个卵，那点地收的麦子都不够别人买条烟的，弄点菜，搞一杯。
剩菜有，只是凉的，又捧了点熟花生，两人碰起了杯。空气冷而沉闷，最多的是叹息声。墙上相框里，女儿在她妈的怀里，头扭过来朝我笑，甜甜的，眼睛睁得圆溜溜的，好看。
队里不能呆了，要疯的，建说。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老同学又是同龄人程这几年在苏州赚了不少钱，上午几个人去他家推牌九都想赢他的，不曾想反被他满了几庄，给几个人的口袋里没收得干干净净，听说建的香烟钱也输给他了。有人感叹：越有越正，越无越空。
那怎么办？去哪里？我问，我没提推牌九的事。
找三鬼去，建说，再呆下去脸都丢尽了，明天就走，正月都要过去了，一年快得很。
晚上妻子回来了，和她说了下午的决定，她没阻拦，只是轻声地说，你没手艺又没力气，出门做么事呢？说着眼睛便红了，就要去收拾东西。我说，明天下午的船呢，急什么？妻说，那我明早去外婆家要点花生你带着，没事的时候剥剥消消闲。我说，外婆炒的花生没你炒的好，都炒老了火的，不香，苦……
外面有人放着礼花，那是过年没放完的，一团团火球在空中绽放，绚丽得很，只是片刻又恢复了宁静。
第二天下午四点我们就悄悄出村了。天气还阴沉着，风在树枝间呜呜直响。妻子抱着女儿靠在墙上，无奈地看着我们远去，后面女儿在叫什么我也没听见，风太大。
上了江堤就是红旗闸，再顺着江堤向东走两百多米便有一条斜斜的小路插向江边的小轮码头。还没下江堤就想起两年前的一天下午，也是在这里，这个时间。我从街上回家，远远的看到一个人坐在江堤边沿的草皮上，头埋在双腿间，披着黄色的大衣，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远看像一堆草。这个人就是三鬼，我弟弟。
去哪里呢？我推推他。
他没有抬头，摇头的样子是整过身体在摇。
其实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就知道事情的大致了：弟弟在老湾开店是我好不容易赚的钱给他做本钱的。后来他又学会了做大饼，父母收的麦子都给他了，早上他正准备出门，碰到父亲回家问他要麦子钱，他死活不说话，逼急了才说赌博输了。气得父亲找根树棍打他，他也不跑，偶尔抬下胳膊挡一下，后来树棍断了，父亲的气还没消，我就在边上没拦着父亲，我恨不得再找根结实一点的棍子给父亲……
现在我和建就要去常熟找他。
隐隐的看到轮船从上游向这里驶来，两层的，闪着昏黄的灯光。这是枞阳到南京的加班船，那时候叫“南京班”。坐这班船的大都是和我们一样背着个蛇皮袋的，挎着蓝布牛仔包的，还有挑鸡蛋鸭蛋去芜湖卖的。
下了江堤就再也看不见老家的房子了，也看不见在风中乱舞的高高的树梢。其实出了村我就没有回头，但记得那是一九九O年春天。
我们是在南京西站坐上绿皮火车的，哐啷哐啷声中，驶出了南京城，驶进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出苏州车站面前就是一个大广场，路面是我没见过的石头铺的（大理石），能照见人的影子，气派得很，身边来来往往的人像是在行走在自家的稻场上，皮鞋踩得“叮当”响。只有我俩的布鞋踩在上面像小偷一样无声无息。广场上空几盏高高在上的大灯泄着银白色的光如同白昼，远的近的大楼窗户透出的，墙上挂着的也是无颜六色的光环。这个时间在老家已是一片寂静，偶尔会有一两声犬吠。在这里依旧是人来人往，城市好像是不分日夜的，漆黑的夜只在老家。只是路虽阔，灯虽亮，我却不知道怎么迈腿，不知道脚下的路通往哪里？
建说，平门汽车站晚上人不多，还是到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去，人多暖和点，还有几个小时天才亮呢。
对面宾馆，旅社的霓虹灯在闪烁，“彩电，空调”的字幕闪了又熄，熄了又闪。
我收回眼光，听他的，我们是打工的不是旅行者。
熬到天亮，建说，去买点吃的吧？吃点暖和些，天还有一会才亮。跟在他后面穿过一条小街，眼前是一排门面房，虽然简陋却也热气腾腾的。探头探脑间有人过来，问我们吃面吗？建摇摇头，我没看见他在摇头，跟着那个人到了旁边的摊位上。
一只吊着的灯下，一个老太太面无表情的在忙碌着，我问她：多少钱一碗？老太太像是没有听见或是懒得理我，刚才问我的那人笑嘻嘻的抢答：一块伍。
管他呢，先暖暖胃呗。清汤面上漂着几匹青菜叶，没有什么油水，面煮的太烂，不好吃，只是味精放的很多。吃完，掏出口袋里的钱，还有七块五。给他一块五，老板给你钱。
那人接了钱：还差四块五。
我一颤：不是说好一块五的吗？他说：是啊，一块五一两，一碗四两，六元。
这时，他的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又多了两个彪形大汉。
我立刻就软了，比面条还软。
……默默的跟在建的后面去平门车站。建说，和你走路都作孽，今天要是和三鬼在一起不给那个摊子砸掉才怪。三鬼是我的弟弟，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说，甭提了，等会到辛庄也不要再提这事，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低，低得像自言自语，也不知道建听到没有。
我们买的是蠡口的票在辛庄下的，买全程的票钱不够了，幸亏人多，售票员没注意。不过真抓住了也没办法了，因为口袋里比脸上还要干净了。
辛庄是苏州与常熟之间的一个小镇，九O年时乡镇企业已经非常红火了。造房子人家也多，外地来这里打工的人更多。
我们住在辛庄窑厂北面，一个生产队的队屋里。西边是条大河，大河从队屋后面伸进一截被队屋东面一条南北走向的路拦住了。队屋很大，进去就看见西墙边稻草铺的地铺，被子也是五颜六色的绞在一起，东边拉了两道铁丝，搭着几件洗好的未洗好的衣服，地上乱七八糟的放着或大或小的塑料盆还有撕开大口子的洗衣粉。
我们所干的活叫“挑天桥”，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却是一般人干不了的活。房子一层造好了，四周毛竹架手也围好了，门前开阔地带便搭起了长长的跑道，下面四根长毛竹自上而下，横档是一米多点的短毛竹连接，再在上面铺层竹排，这就是所谓的“天桥”了，我们的工作是将砖头，瓦片挑上去。
那里的人特和气，一个队里如果有一家造房子，其他人都来帮忙，东家只请十几个师傅，打灰的拎灰的都是隔壁邻居的，一个屋场二三十人，天好的时间三天就上瓦。我们三天内就要将两万多砖，一万多小瓦从这“天桥”上挑到两楼上。
我们得提前一天干活，不然就会给房东造成损失：师傅们的工资，还有这么多人的伙食开支。看看他们一担都挑三十二块，我问建有多重？建说，一块砖浇了水大概六斤多点，你自己看着办。我码了二十四块，平地走还差不多，上了“天桥”就吃力了，竹排在脚下“咯吱”响，扁担一头高一头低，老是觉得迈不上步子。建说，上去的时候要冲，不能停，越慢越爬不动。
我学着他们的样子，冲的时候憋住气，果然顺畅多了。
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回到队屋面，肩火辣辣的，人也像散了架似的。看到建脱了衣服跳到旁边的大河里洗澡，我也跟了下去，还没准备游只觉得四周像射过来万千支箭，吓得赶紧上岸，建在水里看我哈哈大笑。
说是春天，其实水还是冰凉冰凉的。
干了一个礼拜，结了一百四十元，是半亩多地麦子的收入，寄了一百二回家。心里想着女儿在她娘怀抱中的照片，想着她就在面前对我笑，越发感觉这无形的重担比那浇透了的砖头要沉。
慢慢的有点适应了，这里有很多老家的人：工地上，厂里，还有许多在常熟附近做服装的，没事也去老乡那里玩玩。到五月下旬有户人家要我们去上楼板，我们已经习惯了运送任何建筑材料，只是快收工时出的一件事让我心里想想就怕。
最后一块楼板是靠东边一间前面的，牛腿最外面。我个子小上天桥自然在前面，上了屋面也在前面，那牛腿其实就是混凝土浇的挑梁，一米五长，二十四公分宽，容下三块楼板。人走在牛腿上前面的人得慢慢朝后退，后面的人也得跟着退的人的步子，不能赶更不能打横，否则前面的人就要掉下去，楼板就会砸在身上。我们都习惯了这种活，动作一直都很协调的，可这回偏偏就差点出了事故。我后面的人被钢筋绊了一下身体一歪，我身子也被肩上的竹杠带歪过去，走运的是，我身边有个人眼疾手快拉住了我。楼板“轰”的一声重重的落在脚边的牛腿上，我只觉得汗已湿遍全身。
第二天早上他们上班的时候叫我，我没起床，说想家了要回去。辛庄的田野里麦子快黄了，老家也有麦子，应该也快收割了。
从辛庄回来我学了几个月瓦工，自己是个没力气，没身高，没一样可以拿得出资本的人，学个手艺估计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了，老家人有句老话“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学手艺的途中随师傅去常州横山桥帮老乡打了一个月的围墙。工程结束后，师傅回家了，我又去了常熟，在芦荡找到了弟弟。他们还在从事着“挑”的工作，只不过这次不是给私人家，是给路桥公司从拖船上卸铺路的大石子。
下石子不像下黄沙，不仅仅要力气，还要点技巧，如果像下黄沙一样铁锹笔直插下去可能会伤了手腕。建和弟弟是会手，他们借助腿还有身子，锹斜点下去，以腿为杠杆，身体下蹲，就满满一锹石子了。
货来的时候都是一拖队，十几条船，我们人也多，三十多人，几个人一船，一天就要卸完。平均一天每人要下近二十吨的黄沙，十二，三吨的石子，确实是个奇迹，这奇迹是用体力或者说透支体力换来的，因为傍晚的时候又有拖队等在河里，等着我们上船，等着我们去劳作，那船远远的看上去，上上下下的人有点壮观。
弟弟没让我下货，叫我和另外一个人做饭，搞后勤，这是对我的照顾，是一种兄弟之情，也是一种乡情，这事即使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暖暖的。
我们住的地方属唐市，靠近马路，前面有个小店，店隔壁是卖熟菜的门面。住的地方和辛庄差不多，也是被遗弃了的队屋。西边和北边都是河流，水很清澈，我们吃的，用的，洗的都是这河里的水。河边有个大石条伸到水里，早晨人们蹲在上面刷牙洗脸，吃了早饭他们早早上班去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两个蛇皮袋出去了。我去买菜的“芦荡菜场”有六七里路，芦荡是个靠近阳澄湖边的古镇，街道不宽，两边的门面房屋面都很陈旧，门面有点新潮，便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有几次都看见到“阿庆嫂”茶馆的木牌子，眼睛描到里面不仅有喝茶聊天的，也有喝酒的，但只在门口匆匆走过，没有停下来。根本不知道这里竟然就是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沙家浜》里的“阿庆嫂”茶馆，电影里那句“人走茶就凉”的台词被多少人引用过，也是经典了。当时我只认为“阿庆嫂”是一个普通茶馆的招牌而已，甚至后来经过茶馆门口连望都懒得望一下，因为买好了菜还要洗衣服，接下来又是做午饭的时间，我不能辜负了干活的乡亲。其实即使知道了也是没有空闲进去喝杯茶的，因为没有那个闲心和雅兴。
每天最开心的就是他们回来吃晚饭的时候：稻场上几个人围着一个盆子，喝着低端的白酒，嘻嘻哈哈的聊着或荤或素的笑话，也有人哼着并不好听的歌曲……远望稻场上都是人。天黑了，有的人吃好了散步去了，也有的在路边小店里看电视，喝酒没菜的去熟菜店买点油炸小鱼，花生米，回来继续。一天也就是这个时候最是享受了……
每人的一生都有许许多多的经历，这是一种财富：痛苦也好，快乐也好，平常也好，都是难以忘怀的。就像你哪怕身处繁华都市却忘不了远方的家乡，尽管家乡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一样。
前两年，几个人从上海去沙家浜吃螃蟹。在风景区的停车场下车，来到漂亮典雅的门楼北面售票处，牌上写着：门票80（每人）就没进去了。我并不是舍不得这80元钱，我都能想像里面的景象，景区基本上雷同的，而去沙家浜景区大都冲着“阿庆嫂”这块招牌去的。那门前我不知走了好多次，即使我现在去也再找不到我曾经留下的足迹，上面不知道覆盖了多少人的了。况且那桌子，那水缸也都不是“阿庆嫂”家里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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