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也是离我们时间最近的汉人王朝，世人惜者有之，痛者有之，而不屑者更有之，为“我大清”吹功树德者很多，为“我大明”反省教训者却极少。王朝的灭亡史一路看来总伴随着饥饿野蛮，接着造反杀戮，最终从分裂到定鼎安天下，不外乎这三个阶段。而灭亡的原因要么外患，要么内忧。秦亡于六国诸候并起，汉亡于农民起义，晋则因内虚而外患，隋却对内苛而民复起，唐患在藩宋患在外，元则在民族问题。 唯独明，既有内乱失血又有外患抽血，内稍平外又起，外稍稳内又乱的此起彼伏中，"攘外必先安内“这句名言窃以为用在此时只怕是最贴切的了，只不过某家有些想当然了。明末的中国真是满目疮痍，北方几无好土，闯王闯将们先肆虐一圈，形势刚好些，”东夷"又来抢掠一番，而平时各地的“梁山好汉”们对朝廷治下更没有什么义气，真是默契配合一出“好戏”。苦的是普通的民众百姓，裹胁入义军的，或是被外族掳掠的，但更多的是被杀死或是饿死的。有不少史学家统计过，最保守说法估计明末至清康熙前期人口少了百分之三十，明万历年间人口顶峰在大概1.2亿到2亿之间，就算三十的人口，那也有三千万到六千万，这真的是个悲剧。

        历史事实假设没有意义，只能研究、探讨，从中找找明朝覆灭的理由，看看那年那些人在那时那地又做了那样的事吧。

一，政治迷局

        清朝明史作者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神宗者万历也，这位皇帝大家也是耳熟能详，他这辈子也做了不少出名的事，武功有“三大征”，文卫有“一条鞭”，史称“万历中兴”，如此作为为何被史家说成是始亡于其呢？好吧史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怎么对统治者有利就怎么来，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史书上写明亡于万历。

        万历时期是明朝中后期最繁荣的阶段，在军事，经济，外交都达到了顶峰。万历“怠政”算的上是最让后世著史者诟病的，但三十年只多不少的不上朝，大明安安稳稳过了几十年。而其它军国大事从来没有放松过，三大征万历直接调度指挥效率极高。宁夏平叛得知魏学曾的无能后，果断处置，换人之后叛乱速度平息。抗倭援朝之役，万历清醒认识，出国而战使日本倭寇三百多年来不敢踏入朝鲜半步。对比甲午战和决策时的错误扯皮，官员任命识人不明，这样的皇帝怎么会是昏庸的？他“爱钱”收了矿税放到内库但国家财政宽裕，民间经济繁荣。如此皇帝就算称不上是雄才伟略，但也比守成之主好的多。由上可知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他爱钱不代表人民就生如水火，那么万历一朝真正的病因在哪里？错误一清算张居正经济政治改革；错误二官员新鲜血液培养不利；错误三明末党争的开端；这三点是息息相关并且有着逻辑顺序。

        万历前十年张首辅之位牢不可破等其去后，皇帝亲政马上进行了反攻倒算，其订下的各种政策基本人亡政息，这是什么原因导致？一是改革损害阶级集团利益。张居正改革最重要的两法，在经济上“一条鞭”法，大致的内容是，百姓在上交税收之时，废除以人力代替税收，统一摊丁入亩。当时情况国家财政失血，究其原因“良由宦室富户从来飞洒、诡寄，以避大户差役”，土地、人口、钱粮都被地主士绅等阶级隐匿了。在政治上“考成法”，大致内容是，把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以前无所事事的官员上了紧箍咒。张居正的改革，考官员，查隐匿，计田粮，算人口，无不是触动这些阶级集团的利益，而国家利益与地主士绅官僚集团利益是完全相对立的，谁动这蛋糕谁就要受到这个阶级集团围攻，而守旧派官员们就是阶级集团朝中代表。由此可知张居正的改革人亡政息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二是皇帝本人的意愿。张居正自谓吾非相,乃摄也!何意？就是老子我是摄政王，这话说的够霸气，但也导致其死后的悲剧。当然张居正被清算原因有很多，不仅仅是这句话的事，只是从这话可以看出他的强势态度，潜台词就是功高盖主，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但在他执政的晚期，的确是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整个朝堂的运转，人员升迁都由他一言决之。人们不禁会想这个权倾朝野的帝师到底想干什么？皇帝此时可以亲政他心里又会如何看待张居正？再加上利益集团官员们的挑拨诋毁。毕竟人被压制的越久，总是有逆反心理的，皇帝也是人。头上的枷锁一去，当然要耀武扬威，而且他还是皇帝，不整得你家破人亡怎么好意思 。三是万历的经验不足。清算张居正他自己是爽快了，但想再弄死地主士绅官僚利益集团却难了。等过了些年他才明白过来张居正这套东西的好处，并有所修补。奈何花落去，没有如张居正这样有资历有手段又强势的人物推动，对这些阶级集团的利益基本没有触动。万历后来的收矿税也是对商人、地主与官僚复合体吸血国家财政一次更改税制的尝试，虽然宦官们为非作歹是事实，但也别忘记这些措施在晚明所直接针对正是这个阶级集团。国家对财政已经失去有效控制力，对商业矿产这块大蛋糕征税？最后万历也在整个地主士绅阶级的共同反对面前败下阵来。国家收农业税——地主隐匿人口土地——收不上税财政空心化——帝国管制能力下降——地主继续隐匿人口土地——帝国更加收不上税，从此后晚明再也没有办法逃出这个循环。著史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我们倒要反问一句这笔杆子到底是握在谁的手里？不正是地主士绅们么！

        万历“怠政”是最被人诟病的一条亡国之罪，算算不上朝的时间至少三十年往上，一个皇帝不上朝人们肯定认为是个昏君了。而某些人刻意遗落和夸大事实，九真一假，这假的正是关键点，所以谎言说了一百遍就成真了。万历是昏君么？很显然不是，不仅不是而且还是个明君，前文已有累诉万历不上朝并不是昏君的理由。万历本来身体就有缺陷自己都说行步艰难，后来国家考古发掘万历陵寝发现，他的右腿明显比左腿短一截，他生前患有严重的足疾。把万历的步履艰难，一味归结于酒色财气所致明显是有失公允，他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某某人言）是因为不良于行。说万历的不批奏折，不见官员，那更是“怠政”的证据。万历不批的是递补职位的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的上疏不批示，而其它的奏疏他照常批阅，国家大事他从未忘过。当然有许多的奏折万历也是留中不发，但是也是有原因的。并不是懒惰。而是对沽名卖直的这类官员避免扯皮，这也是皇权对抗臣权的无奈办法。明朝皇帝比清朝皇帝憋屈，明朝大臣骂皇帝是一种提高清议，士风的体现，万历知道文官的脾气，对付他们不理睬倒是个办法。如果此时还有张居正在，还有考成法在，对待这些人浮于事，沽名卖直的官员，需要用如此极端的办法么？官员头上没有一把刀悬着，背后没有一根鞭子在抽着，光靠着官员的自主能动性，伦理道德？何况是在臣权可以架于皇权之上，集团私利大于国家大利的明朝，所以万历的三十年不上朝就是这么在史书上被大加挞伐。

        万历时期缺官不补有很多记录，如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只五人，一人领数职”。又有一人数职者，“御史孙居相一人兼摄七差，署诸道印。”万历对抗臣权所造成的恶果已经表现出来了，官缺不补自然导致许多后备官员没有了进升渠道，更严重的是国家官员没有新鲜血液的补充。高级官员的培养不是短时间能见成效的，至少二十年以上的政务经验，没有了政务历练，将来政府由谁来运转，国家政事由谁来处理。等老一辈的臣子退隐，这样的官员怎么可能承担起责任来。明朝每代帝皇不乏能臣，万历为了压制文官势力的所作所为，等于是截断了官员的培养机制，官员们没有了上升渠道，由务实转向务虚。遇事能避则避，能拖则拖，拖到最后则不了了之，整个官场风气也开始变的更坏。崇桢说朝臣个个可杀，因为他们遇事无办法也无担当，这隐患其实万历时就已种下，更何况科举制本身就不注重官员实务素养。地方官缺也使中央与地主政令不行，政府在救灾，水利，鼓励生产，缓和社会矛盾方面不作为。在加上土地兼并，自耕小农破产，贫富差距扩大。这些现象万历后期都有显现，而这也是张居正改革被清算的恶果。更雪上加霜的是明朝最残酷，造成后果最严重，延续时间直到清朝的党争开始了。

        述东林门户可始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癸巳京察后，顾宪成得罪万历被贬。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等修复宋代讲学的东林书院，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书院讲学的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东林党始成。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东林党人主持，齐、楚、浙、等党人被罢了官。但在南京主持京察的，是齐、楚、浙党方面的官员，他们排斥了所有支持东林党一派的人。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齐、楚、浙等党多居要职，于是又排斥了东林党人。如此朝中党派泾渭分明，开始排除异己，而不依附于一党之人也无立足之地，整个朝中大臣都被卷入。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癸亥京察，东林党人主持京察，对其余三党坚决罢官。不得已齐、楚、浙党为了自保依附于魏忠贤门下，开始了血腥的政争。

        本来么京察是件极为严肃的事情，虽然考核过程也不是非常规范，但察典批评对当事官员道德风评有着天然约束，毕竟被评为劣者这对仕途是个明显的污点，在废除考成法之后，京察在程序上是做为制衡官员的重要手段。张居正在时内阁权重，他去后朝内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制衡人物，京察变为了党争手段，让职能与自律失去了作用，没有了黑白只有党派的利益。朝臣们也没有了廉耻之心，只有一心为了私利，吏风自然败坏。以前官员们还有着自律与廉耻，而现在都变成了利益与动物性，这种政治环境下怎么还有国家大利。东林党开始只是政见之争，到后来彻底沦为不顾国家大局的意气之争，利益之争，帮派与个人恩怨的报复。党争将国家权力相互瓜分，皇权旁落，各方势力相互间不顾国家存亡的敌视和倾轧最终让这些人自食其果，从万历一直延续到南明小朝廷的党争为明朝加速灭亡添上了浓厚的一笔。

        明朝特别强调德治，总是寄希望于教化、自觉、往往缺少制度规范。但史实表明，仅靠官员道德的自我约束是不够的，因为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逐利的本性。“一条鞭法”等政策措施直接“损害”了地主士绅官僚集团的身家利益，而整顿“驿递”、实行“考成法”也“侵犯”了官僚集团的“特权”。其后的“毁书院”、“禁讲学”政策的实行，得罪的就不仅仅是当权的官僚集团，而且得罪了几乎所有的读书人，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就可以说是得罪了整个天下。张居正改革最终未能完成制度性设计，使体制产生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能力，而只能仅仅依赖于体制内个人的良知与威权进行改革，最终一定是走向失败的。对于明朝灭亡不是一个皇帝或者某些大臣的原因，而是整个地主士绅官僚阶级对帝国利益毫不吝啬攫取。皇权与臣权的相争，哪一方独大都是灾难，明朝正是缺少对文官制衡力，使依附于帝国身上的官僚终成为皇权的墓碑。（经济篇待续）